逐渐远去马蹄声——告别赛马时代
当年进入马场的主要是达官显贵，马场外经常停满名贵的轿车，后来为避免不愉快事件发生和增加收入，在1960年当局第一次允许公众到马场观赛，一改过去只限注册会员及马主才能进场的规定。
上一篇文章《马儿与人间净土 - - 武吉知马骑马俱乐部》写好尚未刊登之际，就传来消息说克兰芝马场那120公顷的土地将被政府收回，重新发展成住宅和休闲区，包括兴建组屋，而明年10月5日举行的第100届新加坡金杯赛事后，赛马活动将在本地绝迹。
根据官方说明，收回马场是因为我国土地有限，重新发展马场地段是为了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从新加坡赛马公会（Singapore Turf Club）的数据，了解到到访我国赛马活动的现场观众人数逐年递减，从2010年的每个赛马日平均1万1000人，下滑至2019年、冠病疫情暴发前的6000人。赛马场在去年（2022年）4月恢复赛事，但单日到场的人数进一步递减至约2600人。克兰芝马场在鼎盛时期实际上容纳了高达3万人。
我国赛马发展史
我国赛马活动历史久远，有181年。新加坡赛马公会成立于1842年，最初名为”新加坡体育俱乐部”（Singapore Sporting Club），使用的是花拉公园场地。1933年武吉知马马场落成，并一直使用到1999年，再搬到克兰芝。
本地赛马的兴起，始于一个名叫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 Macleod Read）的苏格兰商人，他在1842年成立新加坡体育俱乐部，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俱乐部内玩牌打球，后来才引进被誉为”体育之王”的赛马活动，当时马场建在花拉公园，观众看台及赛马跑道只花了大约5个月时间就建成，场地之前是一片沼泽地。
本地第一场赛马是在1843年2月23和25日举行，主要是为配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24周年纪念。赛马活动日后日益壮大，促使海峡赛马协会在1896年成立，到了1924年，新加坡体育俱乐部改名为新加坡赛马公会。1927年，花拉公园赛马场已无法容纳踊跃观赛的人潮，新加坡赛马公会于是出售旧跑马场，并向武吉知马橡胶园购买98公顷的地皮，当时的总督丝丝·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宣布将在武吉知马开设新的赛马场。
1933年4月15日，武吉知马马场正式启用。在1941年，由于战争迫在眉睫，英国军方接管了武吉知马马场，并将看台和邻近的建筑改造成一所疗养医院。马厩和马夫的宿舍被用来存放军用运输工具。赛马场上也设置了障碍物，以防止日本飞机降落。
在日本占领时期，马场被日本人接管，作为战俘营使用。当时最好的马匹被没收并运往日本，而草坪上则种植了香蕉、木瓜、木薯和其他蔬菜。
战后赛马场恢复使用，赛马活动再次蓬勃起来，当时进入马场的主要是达官显贵，马场外经常停满名贵的轿车，后来为避免不愉快事件发生和增加收入，在1960年当局第一次允许公众到马场观赛，一改过去只限注册会员及马主才能进场的规定。
我国的马场也曾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和贵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曾经两次到访。1972年当她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时，新加坡赛马公会为了向她致敬，特意为热爱赛马活动的英女王举办了一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杯赛”，并邀请她颁奖。2006年，英女王在菲利普亲王的陪同下，第2度莅临新加坡赛马公会，再次给英女王杯的夺标者颁奖。去年（2022年）9月8日，英女王逝世。马会在同年11月17日的赛事期间默哀一分钟，以对刚去世的英女王表达敬意。
在1993年，政府宣布武吉知马马场所在地段日后将用于发展住宅项目，马场得再次搬迁至北部偏僻的克兰芝。
马场第3次搬家
耗资5亿元、占地120公顷（大约相等于160个足球场）的克兰芝马场在1996年动工，1999年8月7日竣工，新马场能容纳3万名观赛者，且打造41个灯塔以方便夜间赛马。1999年9月25日，第一个夜间赛马在本地举行，吸引3万多人到现场观赛。
2000年3月4日，时任总统纳丹在2万8000名观众面前为新马场主持开幕仪式，本地的第一场国际性赛马也在当天举行，由本地著名骑师赛米（Saimee Jumaat ）和他名为”奥苏”（Ouzo）的良驹为本地争光，勇夺第一届新航国际杯。当时这场奖金300万元的国际赛马，现场转播到世界多个地区，这是本地赛马历史性的重要时刻。
武吉知马马场在1999年后变成“马城”（Turf City），集聚零售店、汽车行和餐馆等。如今的马城更名“新天地”（The Grandstand），也名副其实地成为散发异国情调的新天地，周末总吸引大批人潮，在轻松音乐陪伴下，品咖啡、逛高档超市，眼前是与百多年前全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日前的武吉知马旧马场将在不久后施工兴建跨岛线第2阶段的地铁站，根据市建局对马城站的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报告，当局在施工时将保留现有大部分建筑，包括南北侧的看台、前新加坡赛马公会秘书的洋房、双层单位（Duplex Flat）、骑马俱乐部场地，以及部分赛道，以保留这个地区的主要历史特色。
或许在未来，我们真的只有通过这些建筑物，才记得我国曾有过的精彩赛马活动。
注：刊登在第917期《优1周》，2023年7月1日出版。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马儿与人间净土 - - 武吉知马骑马俱乐部（Bukit Timah Saddle Club）
骑马俱乐部有72年的历史，它成立于1951年，与一名英国马主兼训练师叫做杰克·史宾赛（Jack Spencer）有关。
去年9月获知为确保跨岛线（Cross Island Line）地铁隧道工程顺利进行，武吉知马骑马俱乐部（Bukit Timah Saddle Club）租用范围内一块0.8公顷的用地须充作工地，俱乐部必须在2023年2月28日归还这片受影响的用地。
当时因为这条新闻，我特地再到骑马俱乐部去看看（过去也经常造访那里的Rider‘s Cafe，但行踪只限在咖啡座），也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拍摄快要消失的建筑物和大自然景象。
那次探访，发现骑马俱乐部占地比想象中还要大，很难完全走透，有些区域还是“闲人免进”，知道的有赛马场、练习场、马厩、牧场、围场、住宿单位、马匹医院、骑师学员学校、2个看台、停车场等等。
当时那里的很多建筑物都已荒废，这些建筑物建于50年代，属殖民地风格，是马场工人和其家属的宿舍，在高峰时期这里住有100多人，这个地方让人有一种聚落的感觉。很可惜这些建筑中的大部分（有19座）因为地铁工程将被拆毁。
这些建筑物是在1999年武吉知马马场迁往克兰芝后就开始空置着。这些建筑物的内部空间由卧室和厨房组成，浴室和厕所设在外头，那是一个外部呈八角形的建筑。围绕这些建筑物的是一条很特别的环形道路，它与美丽道通道（Fairways Drive）相连，称为和谐巷（Harmony Lane）。它的入口处还矗立着旧时的街道标牌，但官方地图中已不再标示这条路。
骑马俱乐部地处偏僻地带，如果不是在2007年开业的Rider‘s Cafe，相信知道的人会更少。这个地方，从英娘道（Eng Neo Avenue）驶入美丽道通道后，进入眼帘的皆是绿意，这可算是岛国少有的人间净土。Rider‘s Cafe在今年2月19日已经结束营业。
过去在Rider‘s Cafe，我喜欢选坐露台位置，这样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马术训练场和马厩，也会看到小孩牵着马匹到不远处的草场练习骑马。
Rider‘s Cafe之外，这里过去也有另一家精致的餐厅Mimolette，后来变成Marmalade Pantry at the Stables。餐厅用的是骑马俱乐部的行政大楼，有几十年历史的旧建筑重新设计，基本结构保留，不过屋顶更新，室内设计和装潢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风格。
骑马俱乐部已在2月底搬迁至克兰芝，在搬迁之前，这里养有78匹马，包括40匹训练有素的马和小马，100个马厩，3个大型骑马场，以及一间马具店。
俱乐部成立过程
骑马俱乐部有72年的历史，它成立于1951年，与一名英国马主兼训练师杰克·史宾赛（Jack Spencer）有关。
在1948年，自1923年起就居住在马来亚的史宾赛决定在武吉知马路租下约30英亩的土地，成立他的私人俱乐部。起初，俱乐部只有10名成员，但到了1950年的圣诞节，俱乐部已经扩大到59名成员。
在50年代初，该俱乐部正式命名为武吉知马骑马俱乐部，拥有22匹成年马和13匹小马。它还组建了自己的铁匠团队和30名马夫来照顾马匹，俱乐部内有一个训练中心，用来训练有天赋的年轻男孩成骑师学徒。
俱乐部的马匹，其中许多是来自武吉知马马场的退役老马，它们成为新骑手和业余骑手的训练马匹。用来比赛的马匹在2岁就出道，马匹的平均寿命一般为15至20岁，而赛马生涯则是在2至10岁之间，之后就退役。在一些国家，马匹退役后因为马主不愿意花费饲养而把它们人道毁灭，但退役的马匹还有其他用处，例如用来骑行或作表演用途。
武吉知马骑马俱乐部成立后，积极参加马来亚其他地区的运动项目。1951年，它派出9匹马到槟城，与其他来自怡保和太平的骑师在马术比赛中竞争。在新加坡，俱乐部经常与新加坡马球俱乐部（Singapore Polo Club）合作，组织各种竞技活动如步行比赛、高空跳伞和障碍赛。
到1953年，武吉知马骑马俱乐部的成员已增加到152人，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外籍人士和富有的本地人。会员的年费为25美元，每骑一小时加收5美元。
1975年，武吉知马骑马俱乐部、新加坡马球俱乐部、新加坡公务员活动中心（Singapore Civil Service Recreation）和体育理事会（Sports Council），以及小马俱乐部新加坡分会（Singapore branch of the Pony Club）联合举办首届国际马术比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香港都受邀派出初级骑手参加这场强调技巧和勇气的马术比赛。
1983年，第12届东南亚运动会增加了马术项目。这届运动会在新加坡举办，这是东南亚运动会中首次出现马术比赛项目，令马术爱好者欣喜不已。同样在这次的运动会，壁球、脚踏车、橄榄球、垒球和体操却被排除在外。在这场马术比赛，新加坡队赢得4枚金牌和1枚铜牌。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1988年，武吉知马骑马俱乐部陷入内部纷争，当时俱乐部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本地人，另一个是外籍成员，他们指责俱乐部在重新分配马厩和资源方面存在双重标准做法。一些会员受到威胁，要把他们的马放掉，马厩关闭。这是因为到了80年代末，俱乐部只有82个马厩为250名会员服务，导致空间极其紧张，等待名单很长。
除此，也记得本地拍摄的很多电视剧和电影，都从骑马俱乐部借来马匹，俱乐部还为演员们提供基本的骑马课程。
我不从事骑马活动，但喜欢观赏马匹散步的从容与飞奔的英姿，下一次有机会，要到克兰芝的俱乐部去看看。
PS 文章完成等着杂志刊登之际，6月5日就读到政府发布将在明年收回克兰芝马场的消息，明年（2024年）10月5日第100届新加坡金杯赛事将是本地最后一场赛马，结束了本地超过180年的赛马活动画上句点。克兰芝赛马场所在土地将重新发展作住宅及其他用途，包括公共住宅和休闲用地。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参考资料：
1）A Vanishing “Countryside” of Horse Stables and Lush Greenery，出自Remember Singapore网站。
注：刊登在第916期《优1周》，2023年6月24日出版。
Setron电视机 / 新加坡制造
新加坡公司Setron在1965年9月生产第一台电视机，当时电视机在本地还不普遍，一般家庭也负担不起。
1963年2月15日，本地首个电视台 — — 新加坡电视台（Television Singapura）启动首播黑白电视节目，共有300名嘉宾以及来自52个民众联络所的广大民众受邀聚集在维多利亚纪念堂、维多利亚剧院和伊丽莎白道观礼，除此2400个家里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一起观赏这次的首播。首播节目是“TV Looks at Singapore”，这是一部15分钟的纪录片，探讨广播电视在新加坡人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潜在影响。
而彩色电视节目的首播则是在1974年7月7日，首播节目是世界杯决赛的现场转播，对垒队伍是西德和荷兰，西德在决赛中以2比1险胜荷兰获得冠军。当时节目由本地知名广播员布赖恩（Brian Richmond）评述。据知在比赛前3天，本地售出大约2000台彩色电视机。
相较于60年代，到了70年代末，观看电视节目的人和机会更多，虽然当时家家户户未必都有电视机。我与大多数的新加坡人一样，小时居住在乡村，没有水电供应，所以家里不可能有任何电器，很多人都是到民众联络所观赏节目。
小时看电视
联络所的电视机被锁在一个高柱举起的铁箱里，不播放的时候，箱子会上锁。在70年代，村里一些有钱人也开始购买电视机，我们几乎每天都到邻居家观赏节目，不过当吵架和关系不好的时候，邻居家的门窗就会紧密。电视机很多年来都是我生活的良伴，直到最近这6年来，电视机彻底从我们家消失。
说到电视机，当年的品牌也不少，或许德国的技术最好，所以本地有不少德国制造的电视机，例如乐满第（Nordmende）、根德（Grundig）和德律风根（Telefunken）。我记得当时的电视机设计非常典雅，它是一个柚木矮柜，方方正正，有4只”脚”，最特别的是有拉门装置，像百叶窗似的从中间往左右拉，作为保护荧幕之用 ，还可以上锁。当时电视机上头可以有一些小摆设，主人也会定时抹擦，把电视机当宝。
比较意外的是，本地当年也生产电视机，那是一家叫Setron（一般翻译成视特朗）的公司。Setron在1965年9月生产第一台电视机，当时电视机还不普遍，一般家庭也负担不起，Setron公司的出现，可说是眼光独到和大胆。
新加坡生产电视机
Setron是由Steven Tan Sek Toh在1964年领导的一群富有进取心的商人成立，做为新兴工业的第一家电子厂，它被政府授予先锋地位。公司成立后，在比利时MBLE国际公司的协助下，立即开始培训技术人员，MBLE也提供装配电视的零件。
经过一年的密集培训，Setron在麟记路（Leng Kee Road）开始运营，同时在东陵福弄（Tanglin Halt Close）耗资150万元建造占地8万平方英尺的工厂，工厂设有空调工坊和一个96.5英尺高的中央塔 ，它被用来做广告。
1965年9月开始生产，3个月后Setron电视机就在市面上销售，当时每月组装400台。在1966年4月搬到新工厂后，每月的组装量增加到2000台，1973年月产2500台首创本地制造业传奇，对日后促成新加坡工业起飞，跻身为亚洲四小龙，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Setron后来相继推出4种不同款式的电视机，也生产其他电子产品，如磁带录音机（Tape Recorders）和晶体管收音机（Transistor Radios）。
在Setron的开幕礼上，当时的财政部长林金山说： “在新加坡生产电视机的想法，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我相信它最终会发生，就像电视机的出现已是铁一般的事实。电视机 - 通过空气传输图像 - 在它成真之前，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其不太可能的想法。”
到1966年，新加坡每6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拥有电视机，算是东南亚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年，Setron推出更多型号，包括25英寸的豪华电视机和19英寸的经济型电视机。报纸上的广告宣传最新的技术，如”Vista-Scope屏幕”，并声称其电视屏幕提供”最清晰的图像”。根据1966年的广告，Setron电视机的价格介于859元至968元之间，这很有竞争力，因为进口的荷兰飞利浦（Philips），德国的乐满第、根德和德律风根（Telefunken）等的价格都很昂贵。
电视制造业的发展
1967年，Setron开始组装其他品牌的电视机，如National（松下电器，后也称Panasonic）和三洋（Sanyo）。1968年增加了飞利浦、世乐（Siera）和Nivico（也就是后来的JVC）等型号。到1971年，Setron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并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电视机制造商，电视机与其他的产品如收音机、扩音器（Amplifiers）和其他电子设备都出口到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柬埔寨、越南、非洲和菲律宾。
Setron也在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Tan Biauw的领导下，与外国公司和新加坡的相关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包括生产冰箱和空调的本地品牌Acma。
在1979年4月，虎豹兄弟国际公司（Haw Par Brothers International）出价收购Setron，当时该公司还分销索尼（Sony products）产品。7月，虎豹成功接管Setron，控制其60%的股份。Setron的董事总经理Steven Tan Sek Toh在出售公司股份后移民加拿大。
一直到80年代末，Setron仍在本地制造电视机，但它后来将生产设施搬到马来西亚柔佛新山。
国家文物局在2015年在国家博物馆主办”50个新加坡制造产品”展览，生产于70年代的视特朗电视机也是展品之一。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参考资料：
1）《消失的品牌： 5个不再存在的名字》（Bygone Brands: Five Names That Are No More），作者：Sue-Ann Chia，出版：Biblioasia，2016年7–9月号。
注：刊登在第916期《优1周》，2023年6月17日出版。
第一个邻里体育中心：女皇镇体育馆
女皇镇体育馆是新加坡第一个邻里体育中心，它在1970年8月15日由当时的教育部长林金山主持开幕仪式并正式启用，为附近居民提供更多的娱乐设施，女皇镇当时是新加坡的第一个卫星镇，它有自己的设施，包括学校、巴刹、电影院，以及这个体育馆等。
很喜欢建于70年代的女皇镇体育馆（Queenstown Sports Complex），尤其是那里的游泳池，这么多年来，偶尔还是会去那里游泳，像这样充满旧情怀的游泳池已不多见，加东游泳池是另一个。
这个游泳池是本地少有的建于高地的游泳池，要游泳必须先攀升40级的梯级，据知未来翻新后的游泳池会有无障碍通道为年长者和残障者提供更大的便利，馆内日后也会增设连接各个泳池的有盖走道，对长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女皇镇体育馆在今年(2023年)5月初宣布很快的将关闭以便进行全面翻新，根据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提供的构想图，翻新工程包括重新铺设体育场跑道、扩建橄榄球场、装修泳池厕所和设施，以及扩大毗邻跑道的公园连道，体育馆预计在2025年重开。据知当局会强调保留体育馆历史特色的重要性，除了会保留部分设施，也会探讨打造装饰墙，并且结合日后的活动策划再现一些珍贵的历史轶事。
女皇镇体育馆是新加坡第一个邻里体育中心。它的前身是女皇镇体育和娱乐中心（Queenstown Sport and Recreation Centre），它位于史德林路（Stirling Road）和美景路（Mei Chin Road）之间，离女皇镇地铁站仅一箭之遥。
1970年8月15日开幕
女皇镇体育馆在1970年8月15日由当时的教育部长林金山主持开幕仪式并正式启用，为附近居民提供更多的娱乐设施，女皇镇当时是新加坡的第一个卫星镇，它有自己的设施，包括学校、巴刹、电影院，以及这个体育馆等。
体育馆占地10英亩，有400米长的8个椭圆形跑道，跑道中间是一个足球场，还有一个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高架看台。这里有5个游泳池，其中一个是50米长的奥林匹克规格游泳池。
值得一提的是，女皇镇游泳池是新加坡国家水球队的摇篮，1971年本地最早一支水球队就在这游泳池诞生。
新加坡水球队称霸东南亚近半个世纪，它在东运会27连冠的纪录，在2019年戛然而止。但值得高兴的是，水球队刚在柬埔寨结束的东运会（5月16日）”复仇成功”，五战全胜，重夺金牌。每次看到水球队在东运会报捷，我都会想起女皇镇游泳池。
说到水球队，不得不提带有传奇色彩的水球教练Kenneth Kee，新加坡的水球运动因他而展开。在1971年，他召集了一群居住在附近的男孩，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懂得泳术，就严厉的指导和训练他们，最后他们都成了亚洲最好的水球运动员。到了70年代中期，许多女皇镇的水球运动员加入国家队，并在东南亚运动会上崭露头角。
Kenneth Kee在1982年获得我国最佳教练荣誉。提起Kenneth Kee，更不得不提他的父亲纪顺美，他同样是体育界名人，在1974年获得最佳教练荣誉。纪顺美是国家队游泳教练，他曾为新加坡训练超过100名游泳好手，最引人注目的高徒是在1951年新德里亚运会上夺得4枚游泳金牌的梁水国，以及七八十年代的”金牌姑娘”孙宝玲。
纪顺美也凭着他的慧眼，发掘了杨玮玲。杨玮玲在2005年的马尼拉东运会上拿下个人第40枚东运金牌，打破新加坡六七十年代”女飞鱼”陈丽燕保持的39枚东运金牌的纪录。除1991年的马尼拉东运会以外，杨玮玲每一届东运会都至少夺得3枚金牌，其中在1993年新加坡东运会赢得了9枚金牌，从而奠定东南亚”泳坛一姐”的地位。
除此，另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女皇镇体育馆曾有水中橄榄球队，这项运动源自德国，它是结合了游泳、水球和橄榄球的水中运动，在2014年，尽管这项运动在我国还不流行，一支本地和亚洲唯一的第一支水中橄榄球队已经在女皇镇游泳池展开训练。当时在泳池，就看到约20人佩戴脚蹼、面镜、泳帽和呼吸管，在深达4.5米的泳池玩起水中橄榄球。
在七八十年代，女皇镇体育场是国庆日游行的首要地点。1975年，为了配合新加坡的10岁生日，首次决定将国庆阅兵庆典分散在不同地区进行，女皇镇体育场被选为地点之一，以便让更多人可以参加庆祝活动。1983年，分区国庆庆典再次回到这里。
1973年，体育场也举办新加坡武装部队的第一次游行（Colours Parade），3000名士兵从惹兰勿刹（Jalan Besar）操演到女皇镇体育中心展开10公里长的路线游行。
女皇镇体育场过去也是本地资历最深、最受欢迎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之一的丹戎巴葛足球联俱乐部（Tanjong Pagar United Football Club）的所在地。俱乐部成立于1996年，但在2004年赛季后，因财政问题退出了新加坡超级足球联赛（Singapore Premier League），但在2011年回到了联赛。2015年赛季，他们又以同样的理由退出了联赛。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注：原文刊登在第914期《优1周》，2023年6月10日出版。
光辉100 / 新柔长堤（2）
在日本入侵马来亚期间，也就在1942年1月14日，英军为了延缓日军南下猛烈的攻势，不惜炸毁新柔长堤，连同附设在长提上的大水管也被炸断。
新柔长堤建于1923年，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英殖民地时期，商品如锡矿、橡胶、胡椒、甘蜜（Gambier）都是以渡轮经柔佛海峡转运到新加坡港口，再输送到世界给地。到了1911年，渡轮系统已不胜负荷，当时每艘渡轮每一次只能运载6辆货车，1911年渡轮运载的货车就有1万1500辆。到了1917年，情况更是严重，激增至5万4000辆。英殖民地政府最初研究后考虑到建桥，但由于退潮时水深变化大 — — 从14米到21米，建桥并不合适。马来联合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FMS, 1895年－1946年）的公共工程主管W. 艾尔·肯尼（W. Eyre Kenny）这时建议在柔佛海峡上建造石堤，这个建议被采纳。
1917年，新柔长堤由英国的“库德、菲茨莫里思斯、威尔逊与米切尔“（Coode, Fitzmaurice, Wilson & Mitchell）工程顾问公司设计，建筑承包商是伦敦的“托珀姆、琼斯与雷尔顿”（Topham, Jones & Railton）有限公司。拟建的长堤长1.05公里，宽18.28米，还有铁路轨道和7.92米宽的道路，除此还包括一座允许小船通过的船闸通道、一座电动升降桥、水管和水闸，以管理海峡的水流。该项目的总成本估计为1700万叻币（通用货币是英联邦发行） ，其中马来联邦政府承担73%、柔佛政府承担19%，海峡殖民地政府承担8%。新柔长堤全用石砾（花岗石）150万立方米，取自武吉知马和乌敏岛。
长堤的奠基仪式在1920年4月举行，500吨花岗岩的瓦砾倒入海峡。海峡殖民地总督劳伦斯·基里玛爵士（Sir Laurence Guillemard）、柔佛苏丹伊布拉欣二世（Sultan of Johor, Ibrahim II）等参加仪式。
在1920年至1922年的经济萧条期间，公众对长堤项目及其成本的批评几乎导致马来联合邦和海峡殖民地政府停止建造长堤。虽然如此，项目后来还是继续建造。
1923年6月柔佛海峡截流，堤道从9月17日开始对货物列车开放，虽然当时未完全建好。这时货运和客运渡轮服务也被终止。10月1日，长堤向公众开放使用，当天上午7时41分，第一列穿过长堤的旅客列车抵达新加坡登路站（Tank Road Station）。
盛大开幕典礼
1924年6月11日长堤正式完工，6月27日，长堤的正式开放仪式在新山举行，当时柔佛海峡大道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由海峡殖民地总督劳伦斯·基里玛爵士、柔佛苏丹伊布拉欣二世剪彩，鸣炮15响。马来亚各州苏丹、王子、各国领事等都来观礼。剪彩仪式之后，3架飞机在柔佛海峡的海面飞行表演。过后，除汽车队外，由火车载送来宾回返新加坡和吉隆坡。 一年后，柔佛长堤管理委员会成立，监督长堤的管理和维护。
1926年，长堤沿线的大水管完工。每天可以从蒲莱山（Gunung Pulai）集水区向新加坡珍珠山水库输送多达3800万升的水。
为阻日军炸毁长堤
在日本入侵马来亚期间，也就在1942年1月14日，英军为了延缓日军南下猛烈的攻势，不惜炸毁新柔长堤，连同附设在长提上的大水管也被炸断。新柔长堤原有的结构是一条回旋桥，每天在固定时间开启电钮，水闸及吊桥就会开启，让船只通过。可惜在英军撤回新加坡前，除了炸毁长堤堤面外，当时也一起被炸毁。然而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后，很快就把新柔长堤及大水管修复。
在1948年至1960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为越过新柔长堤的人士设立身份证检查系统。
1964年7月22日，在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后，作为宵禁的一部分，长堤在未经警察许可的情况下不对任何人开放。次日在非宵禁时间重新开放，7月26日恢复正常交通。
在1996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提出要兴建一座连接新加坡和柔佛的弯桥，以取代原有的当时已经有72年历史的新柔长堤，但新加坡不同意拆除长堤。
以高架大桥取代
就因为新加坡不同意，马哈迪竟然想出一个只拆马国部分，改建一道纯属马国的弯桥去衔接新加坡的长堤的构想。时隔多年，弯桥没有建成，但这二十多年来的纷纷扰扰让人忘不了。
新柔长堤是第一条连接马来西亚半岛和新加坡的陆路通道，后来在1998年建立启用新马第2通道（Second Link Bridge），虽然已经有两座桥，每逢周末，特别是公共假日，长堤拥堵的人潮和车辆，还是让人直呼桥不够用。
新柔长堤到底有多繁忙？根据移民与关卡局提供的资料，每天至少有40万人利用长堤和第2通道；到了学校假期和公共假期，每日通关人数可多达43万。他们大多数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他们被有利的汇率所吸引而到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打工。而根据移民与关卡局在过去的耶稣受难日的长周末（2023年4月6日至9日）统计，共有140万旅客通过兀兰和大士检查站离开新加坡。在交通拥堵期间，许多旅客也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关于通过检查站所需的漫长等待时间。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注：
原文刊登在第913期《优1周》，2023年6月3日出版。
光辉100 / 新柔长堤（1）
新柔长堤100年，想起长堤的条条框框。包括长发不得进入、蓝色护照和半缸油等等。
新柔长堤100年，我想写一写。
对我来说，马币兑换率很诱人，已经超过3，很多人喜欢越过长堤吃东西、买东西、按摩、剪发和美容，甚至添车油、买厕纸。我不喜欢被堵在车龙的感觉，也没有这种耐性，即使兑换率是5，我想也应该是一样无动于衷。
说长堤，自己本身与长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倒是记得一位友人的母亲，在50年代，因丈夫出轨，她数次在长堤徘徊寻死（当年新加坡还没独立，行走长堤无需护照），看着涛涛海水，再想起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于心不忍。
另在中学的时候，一位同班的丘同学每天”出国”念书，从新山越过长堤到华中校园，他每天差不多4点就起床，摸黑跟着拥堵的车队和人龙到另一个陌生的国度求知识，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现在在美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是交通方面的权威。另新谣时期，以翁精敏为首的华中”二一小组”创作了一首歌颂”长堤”的作品，领唱周永聪音色漂亮，至今仍印象深刻。
与长堤条例有关的记忆，更是一箩筐。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新柔长堤成为两国边境的连接通道。长堤两端的新山和兀兰都设有入境检查站，新加坡方面从1967年6月起实行护照管制，马来西亚方面也从该年9月起实行护照管制。
新马专用蓝色护照
当年，从1967年开始，穿梭新马两地还有一本专用的蓝色封面护照，这本蓝色护照用了差不多30年，在1996年12月31日走入历史。在2015年，这本蓝色护照还被选为新加坡”建国50周年时间囊”的50件物品之一，可见其代表性。
从6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政府发起”反长发”运动，当局不赞成”嬉皮士”文化（Hippie Culture），”嬉皮士”文化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在60年代的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嬉皮士”的形象代表之一就是不修边幅蓄留长发，这也是本地短发政策和运动被强制执行的原因。1972年1月10日，内政部的”剪发行动”（Operation Snip Snip）在兀兰关卡展开，新加坡籍蓄留长发的男士在入境新加坡关卡时会被挡驾，护照会被扣留，择日理发后再到位于皇后坊移民厅取回护照。而其他国籍的蓄留长发的男士可选择到距离兀兰关卡50米处的两间理发店理发，合乎规格后才获准入境。
我也记得170号巴士，当年我的同学每天就是搭乘170号巴士到新加坡读书。1971年4月11 日，170号巴士穿越长堤往返于奎因街总站（Queen Street Terminal）和新山之间。当时也有很多马来西亚德士在奎因街总站招徕乘客。
当年入境马来西亚，还需要填写入境表格，那是在1971年8月15日实施的条例。而最新的消息是，从明年（2024年）初开始，乘坐汽车在两个陆路关卡通关将无须出示护照，扫描QR码即可。相信这可加速通关时间，有助缓解陆路关卡的交通拥堵情况。
还有一段时间，友人开车进新山，都提心吊胆特别留意汽车油箱是不是至少还有半缸油。由于长堤两岸的汽油零售价落差太大，好多新加坡人都喜欢到那里”打油”，这个”半缸油”条例是在1989年4月17日实施，条例维持2年后在1991年修改，规定所有出境的新加坡注册车辆，在离境时油缸必须存有至少四分之三缸的汽油，违法者将被罚款高达500元。
长堤一直很拥堵，每天至少有40万人利用长堤和第2通道，但在疫情期间这种热闹的场面完全消失，非常冷清，也让人很不习惯，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堤无法正常运作的最长时期。
疫情期间的长堤
疫情期间的2020年3月18日，马来西亚开始全面实施行动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限制马国公民出国，也限制所有外国游客入境。马来西亚锁国首日，新柔长堤一改往日交通拥挤的情况，格外空荡荡。在2021年11月29日，新马政府开始开通两国间的第一条陆路疫苗接种者旅行通道（Vaccinated Travel Lane, VTL-Land）。初期，每天只让两国共2880个公民、永久居民，以及长期证件持有者，乘搭指定短程巴士越过长堤往返两地，但长堤一样冷清。到2022年4月1日，长堤在经过近2年的关闭和限制后，再次全面重新开放。
注: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刊登于第912期《优1周》，2023年5月26日出版。
名媛李惠望（Christina Lee）与沙龙岛（Sarong Island）
1971年，政府收购沙龙岛，通过填海造地计划将其与圣淘沙合并，沙龙岛从此彻底消失在地图上。
念小学的时候，知道新加坡有52个外岛（现在的记录是63个），从此对外岛感兴趣。当然这些年来岛屿的数目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有些已经和其他较大的岛屿拼接在一起，大家最熟悉的圣淘沙岛（Sentosa，这个名称在1972年诞生，原名Pulau Blakang Mati，绝后岛）就拼接布兰达拉岛（Buran Darat）、沙龙岛（Sarong Island）和史勒古岛（Pulau Selegu）。圣淘沙南岸外的巴拉旺礁（Terembu Palawan）也被填拓，重新被命名为巴拉旺岛（Pulau Palawan）。
曾是私人岛屿
说起其中的沙龙岛，不是没有印象，除了它曾经是私人岛屿，住着名门望族一代美女李惠望（Christina Lee），它也曾经是本地第一个以旅游为号召的外岛。据知举世闻名的圣淘沙的旅游发展概念就是源自于这个小岛。沙龙岛真的很小，只有1.8公顷，约3个足球场的面积。
沙龙岛在70年代经填土成为圣淘沙岛的一部分，它的位置就是今日圣淘沙名胜世界（Resorts World Sentosa） 内的硬石酒店（Hard Rock Hotel）。在1967年之前，它不叫沙龙岛，它被广泛的称为史勒古岛，尽管史勒古岛是另一个不同岛屿的名字，就在它不远处。史勒古岛现今是缆车中途站的所在，缆车高柱矗立的地方。
岛上有“白宫”
在战前，沙龙岛绿茵围绕，山顶上有一间3个房间的平房，被唤为“白宫”（White House），此屋由弗兰克·布莱克伍德·苏威尔（Frank Blackwood Sewell）建造，苏威尔在1927至1932年间担任海峡殖民地高级测量总监（Senior Superintendent of Surveys）。1947年，苏威尔将房子卖给班尼特（E.J. Bennett），班尼特于1942年2月14日乘坐皇家海军战舰HMS Grasshopper号离开新加坡，这是新加坡战役期间最后撤离的船只之一。
班尼特于1950年去世，岛屿出售，但一直无人问津，最后被李惠望买下。李惠望曾在一次口述历史采访中表示，说她被岛上蓊蓊郁郁的景致吸引，特别是那间叫“白宫”的房子。岛上环境原始自然，有一百多种热带树木和花卉，也有很多的野生鸟类，偶尔有成群结队的猴子来访，难得一见大蜥蜴在烈日下晒太阳，对她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李惠望住进去后，开始迫不及待探索小岛，一直以来热衷摄影的她用镜头记录岛上的一草一木，以及各种各样的生物，特别是鸟类。而她把岛屿改名沙龙岛，是为了更多人记得，那是1967年的事。
名媛中的名媛
李惠望是“名媛中的名媛”，是个大美人，她曾在1965年上过《Vogue》时尚杂志封面，也曾在徐悲鸿、钟泗宾、李曼峰和印度尼西亚画家Basoeki Abdullah等著名先驱画家的画布上留下永恒的倩影。
李惠望来头不小，根据她自己说，她的祖父曾是法官，父亲与家里不和出走婆罗洲，云游四海，后来才定居新加坡，以摄影为业，母亲在新加坡生下她。李惠望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与陆运涛的一段婚姻，有一个说法她是因为参加选美而被陆运涛看上，陆运涛是电影业大亨、国泰机构总裁，她们在1950年3月16日结婚，但却在1962年离婚，当时离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陆运涛以“残暴行为”为理由上庭休妻，李惠望也同样以“残暴行为”反告他。1965年，李惠望再嫁电影导演杰弗里·史东（Jeffrey Stone），但在7年后离婚。她的第3任丈夫是印度商人、新加坡香水协会会长达蒂（Dadi Balsara）。
李惠望不只有美貌，也才华横溢。她喜欢旅行，也与第一任夫婿陆运涛一样，喜欢摄影，足迹远至非洲肯亚，曾出版2本鸟类摄影书籍。李惠望摄影技术高超，被公认为是“一流的鸟类摄影师”，甚至是“鸟类的秘书”。她也与第3任丈夫达蒂开发过以卓锦万黛兰花香为主调，与新航空姐同名的“新加坡女郎”（Singapore Girl）香氛，在新航、酒店和百货公司热卖，并荣获新加坡厂商协会最佳包装大奖。后来品牌面临外国香水的竞争，在1990年代已无人问津。
岛上的高级餐厅
李惠望住在岛上，但她很有生意头脑，想把小岛打造成度假胜地，她的计划包括兴建一个海水游泳池、保龄球道、一个漂浮的餐厅、一个仅供会员使用的夜总会和50间小木屋，每间小木屋配备“一个起居室、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带浴室的卧室”。
但后来，她宏伟的计划搁浅，只在岛上办了一家餐厅，虽然如此，餐厅很有构想，除西餐如空运牛排、进口卡彭鸡（Capon Chicken）和整只岩石龙虾外，也提供本地特色咖喱美味，更邀请到印度古典舞蹈家善达·巴斯卡（Santha Bhaskar）前来表演。餐厅在1967年9月21日开张营业，客人除了在岛上用餐、跳舞、观看表演，还能观赏新加坡港口的壮丽景色和日夜进出的大船。节录一位访客在博客忆述：从新加坡岛渣甸码头（Jardine Steps）坐船不到10分钟即达。岛上有家200座位的餐馆，一个150座位的天井院子，一个装置灯光音响系统做多元文化演出的200人户外剧院，以及一家商品齐全的礼品店和画廊。
当时还在《海峡时报》刊登广告，广告的字眼让人仿佛看到岛屿的明媚风光：
Come to the island…
across calm and moonlit waters,
to look at beauty…
guarded by white marble carved into
serene eyes and silent lips,
that speak only to our inner hearts.
李惠望虽然用尽心思经营，但由于小岛位置偏僻，登陆并不容易，如果是大风大雨，那更是难上加难，餐厅只营业了一年后就结业。
1971年，政府收购沙龙岛，通过填海造地计划将其与圣淘沙合并。这个耗资700万美元的项目在1978年后展开，包括附近的塞勒古岛（Selegu Island），花了大约2年时间完成，为圣淘沙增加了约17万平方米（17公顷）的土地，沙龙岛从此彻底消失在民众的视线之中。
参考资料：
《来自沙龙岛的爱： 新加坡的原始旅游岛》（From Sarong Island With Love: Singapore’s Original Tourist Isle），作者：Lim Tin Seng
注: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刊登于第911期《优1周》，2023年5月20日出版。
历史名人使用过的码头：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
从旧照片看，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是一个极其简陋的码头，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渡口，可是它却肩负历史使命，多少名人，还有我们当年南来的祖先，都是从这里上岸。
比红灯码头有更久远历史的是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过去译为然申码头）。
庄士敦码头在1856年3月13日正式启用，1927年英国政府在意识到“地方不够用”的时候筹建新码头，红灯码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它在1933年6月3日完工启用，庄士敦码头从此走进历史。
从旧照片看，庄士敦码头是一个极其简陋的码头，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渡口，可是它却肩负历史使命，多少名人，还有我们当年南来的祖先，都是从这里上岸。
庄士敦码头由铁和木头建成，40英尺宽的平台从岸边延伸到海里，由桩和柱子支撑着。码头的末端建造一个防波堤，让波浪平稳登陆更加安全顺利。登陆设施包括一台当年造价900美元的7吨起重机。
扩大和延长浮尔顿炮台
码头另一作用是用于扩大和延长岸边的浮尔顿炮台（Fort Fullerton，浮尔顿是过去Fullerton的译名，现译为富丽敦） 。
浮尔顿炮台是新加坡最早建造的炮台之一，比福康宁山的炮台还早，它在1829年由英国人建造，目的是为了保护港口的船只。当时统管海峡殖民地的是罗柏特·浮尔顿（Robert Fullerton），炮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炮台在1874年拆除改建成邮政总局与财务大厦（General Post Office Building），1891年又被新加坡志愿军炮兵（Singapore Volunteer Artillery）总部取代。
原址后来兴建浮尔顿大厦（Fullerton Building），1925年开工，1928年完工，这是新加坡殖民建筑史上最后的繁盛期，政府大厦与高等法院也是同时期的建筑。
庄士敦码头除了常规的贸易和运输功能，也是每年新年帆船赛的举办地点，各种各样的水上工具，包括科莱（Koleh）、舢舨、普雷胡（Prahu）、独木舟、小艇和游艇等，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在这一天，码头旁边宽阔大气的步行道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庄士敦码头的名字，来自英国运输商亚历山大·劳里·庄士敦（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的名字。但它的俗称”红灯码头”更活灵活现，也更广泛的被使用。”红灯”指的是挂在码头尽头的红灯笼，作为对来往船只的警告。华人用它，马来人也叫它Lampu Merah（红灯之意）。
英国运输商名字命名
在英殖民地时期，一般建筑物或街道都以英国官员的名字命名，这Laurie Johnston不是英国政府人员，但为何以他的名字为码头命名？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在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后的第2年，庄士敦就来到新加坡。庄士敦出身苏格兰望族，喜欢航海，在船上当过大副，后升为船长，他后来经营船务公司，拥有货船，所以他与莱佛士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踏上新加坡。
爱因斯坦在此登陆
根据记载，过去很多名人都由此登陆新加坡。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两度在新加坡逗留也是从这个码头登陆，第一次是在1922年11月2日。当时他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会长威士曼（Chaim Weizmann）嘱托，从德国去日本演讲途经新加坡时，向当时新加坡的犹太领袖曼那谢·梅耶（Sir Manasseh Meyer）获取筹款，以便在耶路撒冷创办希伯来大学。虽然爱因斯坦在第2天就离开新加坡，但还是抽空去了一趟榜鹅动物园。动物园当时就有约2200只动物和鸟儿，这惊人的数目和种类也让爱因斯坦印象深刻，他在日记中写道，到访了一个”很棒的动物园”。爱因斯坦到访新加坡的这则新闻曾刊登在英文报章《海峡时报》、《自由西报》（The Free Press）和《马来亚论坛》（Malaya Tribune）。
爱因斯坦第2次抵新，是在1923年1月，当时他从日本前往巴勒斯坦，途经新加坡在此停留接受犹太领袖梅耶的500英镑，以及新加坡犹太社群250英镑给希伯来大学的捐赠。第2次到访新加坡，他获得原籍德国的蒙托夫妇（Alfred Montor，谐街High Street知名钻石商人）和犹太人丝绸及家私业企业家 - - 实乞纳奥匹拉园（Opera Estate）发展商富兰克夫妇（Abraham Frankel）招待，参观了实乞纳（Siglap）的种植园。两次途经新加坡的这段时间，他也获知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
（图片：SPH Media）
第一位很有可能在庄士敦码头登陆的贵宾是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欧内斯特·阿尔伯特王子 （Prince Alfred Ernest Albert, Duke of Edinburgh），他在1869年12月3日登陆，当年皇室以军礼和乐队欢迎他的到访。迎接队伍穿过炮台路（Battery Road ），一直来到商业广场（Commercial Square ）举行欢迎酒会。
暹罗国王等名人登陆
暹罗国王朱拉隆功（King Chulalongkorn of Siam）于1871年3月15日和1890年6月2日共分别2次到访新加坡。国王在第一次到访时赠予新加坡一尊大象铜像，以纪念一位暹罗君主的首次海外旅行，现在铜像矗立于旧国会大厦的艺术之家（The Arts House）。
其他使用过庄士敦码头的贵宾还包括：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879年4月1日；夏威夷国王大卫·卡拉卡瓦（King David Kalakaua of Hawaii），1881年5月6日；普鲁士的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of Prussia），1898年2月24日和1900年1月2日；康沃尔公爵和约克公爵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Cornwall and York），1901年4月21日；康诺特的亚瑟王子（Prince Arthur of Connaught），1906年2月3日；康诺特公爵和公爵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Connaught），1907年2月1日27；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与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1922年3月31日，并在1922年4月1日一起从庄士敦码头离开。
李鸿章也使用过此码头
除”红毛”名人，当中也有不少华人名人从庄士敦码头登陆新加坡。1896年2月24日，李鸿章从北京出发，经天津、上海、香港、西贡（今胡志明），一个半月后的1896年4月7日抵达新加坡。作家老舍在1924和1929年到访新加坡的时候，靠岸的也是这个旧码头。画家徐悲鸿从1925年到1941年之间，6次到访岛国，很可能两个码头都用过。
当然使用过此码头的还包括我们的祖先，他们当年南来，想必也是通过这个码头上岸。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禁想起我的阿公阿嫲，他们就是由此登上他们的南洋之路，一生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注: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特别鸣谢收藏家许景星（Koh Kim Chay)提供图片。
刊登于第910期《优1周》，2023年5月12日出版。
参考资料：
《爱因斯坦到过新加坡》，作者：幼吾，2022年11月21日刊登于《联合早报》。
寻找记忆中的红灯 / 红灯码头
对儿时乡居的我来说，“五丛树脚”和红灯码头两个地方太特别，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看到大海和大船，这份辽阔感让人雀跃。
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太多次“五丛树脚”（也就是伊丽莎白道，不过“五丛树脚”据知是误传，当时这里的树不止5丛，有专家考究这是“梧桐树脚”的音误，当时种的是法国梧桐），以及红灯码头，很难不对这两个地方有印象。前者是情侣拍拖的圣地，后者则有水兵、吧女，甚至妓女，与灯红酒绿和夜夜笙歌挂钩。
对儿时乡居的我来说，这两个地方太特别，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看到大海和大船，这份辽阔感让人雀跃。
过去和现在
这些年来，红灯码头的变化很大。90年代入行当记者，去过几回，从表面上看，它不过是一个码头，没有什么稀奇。比较过往，记得建筑物两侧有商店、办公室和咖啡座，不完全是后期空荡的样子，翻查资料求证，确实有这些店面，不过都在1980年迁出。
码头后来归入在2010年开业的富丽敦海湾酒店（The Fullerton Bay Hotel）管理，变成餐饮处One on the Bund（外滩1号），它与富丽敦酒店（The Fullerton Hotel Singapore）、富丽敦船屋（The Fullerton Waterboat House）和海关大厦（Customs House）同属富丽敦天地（The Fullerton Heritage）的一部分，已开发成历史文化区。
以前常傻傻的Clifford Pier和Collyer Quay分不清，Clifford Pier就是红灯码头，而Collyer Quay（哥烈码头）则是指整个区域。哥烈码头地段面积达2.62公顷，由红灯码头和旧港海关大楼构成。
取代庄士敦码头
1933年，红灯码头建成，取代原本的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因为后者已经不能满足港口日益增长的海上交通量。
红灯码头原名是克里福码头（Clifford Pier，也译为克利福码头），这个名字是以1927至1929年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克里福（Hugh Clifford）的名字命名，不过这在当时有争议。
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协会（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Association）抗议将其命名为克里福码头，并认为新码头应继承其前身庄士敦码头的名称，理由是后者具有”可追溯到新加坡成立时的重要历史意义”。这两个码头其实并不在同一个 点上，但它们的位置很靠近。
至于码头后来为什么又叫红灯码头（Red Lamp Pier），那是因为之前在庄士敦码头长廊尾端上悬挂的红灯，作为码头标志也迁移到新的码头，因此华人继续把新码头俗称为红灯码头，马来人也同样有此称呼（Lampu Merah，红灯之意）。
设计有强烈个性
码头由海峡殖民地公用事业局首席设计师沃德（Frank Dorrington Ward） 设计，建筑师用大量的混凝土拱形桁架完成屋顶结构。不管是主入口那巨大的半圆拱、大堂内支撑着屋顶，一道又一道的半圆拱桁架，或海上3个立面重复又重复的抛物线拱，都赋予它强烈的个性。
这座建筑物基本上是以打钢桩入海床支撑建筑在海面，面向陆地的主立面和面向大海的其他3个立面完全不一样，都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作为进出新加坡的海上旅客的主要登陆点和出发点，红灯码头热闹非凡，它接待贵宾、移民和日常通勤者。在早期的几十年里，作为移民的登陆点和处理移民的场所，海关和移民人员以及警察都驻扎在码头。
码头的设立，也带动周边的人潮，人来人往的“真者里”集市（Change Alley）就在对面，这里最多的店面或摊位就是货币兑换商，很多海员也带来世界各地的货品在这里售卖。
在早年，红灯码头是元旦海上运动会的举办场地，这是殖民地时期一个常年传统活动，在活动上，熟练的船工在一系列赛船中展示他们的航海技术。在比赛中，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水上工具，包括科莱（Koleh）、舢板、普雷胡（Prahu）、独木舟、小艇和游艇。当时大量的欧洲人和本地人会聚集在码头和海滨，观看比赛并参加狂欢节。
战时和战后
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年），恐慌和动荡袭击了码头，因为载有护士、军官和平民（后者主要是外籍妇女和儿童，以及参与抗日运动的华人）的船只试图撤离本岛。
日本飞机袭击了撤离人员，而日本海军则在离新加坡更远的海道上埋伏，以摧毁那些设法离开港口的船只。
在战后的1949年，红灯码头花费1万美元进行翻新。它的外观焕然一新，在占领期间受损的地方也得到修复。以前悬挂在门廊上的时钟在战争期间被损坏，也被修复并移到码头内。
码头继续恢复它在太平盛世的功能，特别的是，每年农历9月，信徒们从码头出发，前往龟屿岛朝圣。大批游客也从这里乘船到南部岛屿钓鱼、潜水或野餐，进行一日游。
60年代以后的发展
到了60年代，海上运动项目继续在码头举行，但这些活动最终减少。随着海上交通转移到新加坡西边的港口和航空运输的广泛使用，红灯码头不再像以往那么繁忙。
70年代，红灯码头经历重大变化。在1970年，码头得到12万新元进行整修、扩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航运交通量。1972年，码头内建造商店空间、办公室和一个2层楼咖啡馆。1972年，连接码头的空调购物天桥商城也建成启用。1975年，新加坡港务局耗资280万新元建造包括甲板遮盖、大型船只停泊处和一个啤酒花园长廊。1978年，“红灯笼 ”旋转餐厅在真者里大厦瞭望塔（Change Alley Aerial Plaza）开业。该餐厅主要服务对象是旅游团，到90年代，成为华人婚宴热门场所。
1980年，商店和办公室迁出红灯码头，因为它将成为一个船客中转站。码头随后进行了、翻修，以提供更多上船和下船空间。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红灯码头的卖淫活动日益猖獗，它被唤为”红灯港”，指码头是红灯区的一个讽刺性暗示。在那个时期，警方经常在那里进行突击检查，以杜绝非法活动。
也在90年代，市区重建局将滨海湾和河口周围地区重建为商业和娱乐中心的计划，大部分海上交通和水上运动，如龙舟赛，都已被清除。2004年，政府宣布红灯码头将被新的滨海南码头取代。2006年4月1日，最后一艘游船离开红灯码头。
Text Glenn Low
注：刊登在第909期《优1周》，2023年5月6日出版。
想起叫卖声·昔日竹脚巴刹
虽然旧的巴刹已经拆除，但新的竹脚巴刹依旧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走访的时候，也感慨像这样的湿巴刹已不多见。
在台湾宜兰认识的友人“少年阿公”Leo是菜市场专家，人在宜兰，他陪我们一群记者逛菜市场。这次他来新加坡，我准备招待他，问他想去哪里？竟然如我想的一样，要到菜市场考察。
他提议的几个地方，正巧也在我的计划中，但时间有限，不能一一带他去，选了竹脚巴刹（后来也去了芽笼士乃巴刹），因为可以顺道带他认识小印度。在充当导游之前，先做好功课，尽地主之谊。
建于1915年
当竹脚巴刹（Tekka Market）于1915年建成时，它最初被称为Kandang Kerbau Market（俗称KK巴刹），Kandang Kerbau指的是武吉知马路与实龙岗路交界的地方，意思是“水牛棚”，叫“水牛棚”是因为当年有很多印度人在这里经营乳制业与牲畜贸易，早期很多南来的印度移民会来这里找机会，这一带随后慢慢发展成新加坡的“小印度”。南印度人用泰米尔语称这个巴刹为Mattu Kampong Pasar，这是马来文的直译。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竹脚巴刹的位置不是当年巴刹的那个位置，旧巴刹所在位置在现有的巴刹对面，也就是The Verge商场所在地。
竹脚巴刹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09年，当时还是英殖民地时代，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mmission）决定开发巴刹所在地区作为甘榜加卜（Kampong Kapor）市区改善计划的一部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的小印度商场，它于1913年建成。
一波三折建巴刹
巴刹是后来建成，为建巴刹必须向穆罕默德和印度教捐赠委员会（Mohammedan and Hindu Endowment Board）购买土地，费用为2万5000元美金，当时资金严重缺乏，在1913年安装钢铁结构后，工程暂停，直到市政府授予3万元美金才完成建设。1915年7月，巴刹完工，并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开业。设计巴刹的是市政工程师贝雅士（Robert Peirce），他设计的巴刹带有英殖民地建筑风格，有很多漂亮的拱门和华丽的栏雕，巴刹内空气流通，光线明亮，具备实用性。
在30年代，KK巴刹以”人民的市场”而闻名。它以其种类繁多的新鲜肉类、蔬菜和海鲜，以及在那里出售的零售商品而受到不同民族群体的欢迎。本地史学家李国樑在《市区古老的巴刹 / 不散的流光剪影》（2022年11月13日《联合早报》）对这个地方有生动的描写： - -
旧竹脚巴刹可说是本地最多元化的菜市场，穿着阿妈衫裤、峇迪纱笼和传统纱丽的妇女在巴刹以马来话互相问候，跟摊贩鸡同鸭讲却各得所需。玩蛇人坐在骑楼下，摇头摆脑地吹奏笛子，竹箩里的眼镜蛇探出头来，晃着身子翩翩起舞。
广东人祖传”生鱼生鱼，生肉化瘀”，手术后喝生鱼野葛菜汤，伤口复原得快，而且不留疤痕。竹脚巴刹的生鱼养在”冲凉盆”里，滑溜溜的活蹦乱跳。摊贩先来一轮”挞生鱼”，将生鱼狠狠地摔在地上，再用粗木棍往头上敲几下才开膛剖腹。生鱼无助的眼神，闪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凉。
在日本占领时期，KK巴刹成为森美兰州马口（Bahau）种植的水果和蔬菜的集散地，1944年8月，巴刹还成为新孵化的小鸡的集散地。
战时和战后的巴刹
战后，巴刹本应全面恢复。然而，政府缺乏资金，因为一切都必须同时重建和修复。1948年市政府为此拨出预算，原本用于麦士威路巴刹（Maxwell Road Market）围栏的资金也不得不被挪用以完成KK巴刹的工程。
战后日子煎熬。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巴刹的摊主们联合在一起组成竹脚巴刹经销商协会（Kandang Kerbau Market Dealers’ Association），也经常做善事，例如1952年，他们捐赠生活必需品给罗马天主教修女会（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协助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
到60至70年代，巴刹周围地区已经被非法的街头小贩所淹没。巴刹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所有的400个小贩。这时的巴刹已经容纳了300个小贩。1971年，作为快速解决方案，政府为巴刹外的所有小贩发放了为期4年的许可证，巴刹等于在无形中”扩展”。
到了1970年代中期，政府为拓宽附近道路，决定将KK巴刹拆除，并在马路对面建立一栋综合大厦（Kandang Kerbau Complex，现称为Tekka Centre - 竹脚中心）来取代巴刹，1979年8月开始动工，1981年初完工，摊主于1981年5月3日搬入，古色古香的旧巴刹也在1982年拆除。
全新的竹脚巴刹
竹脚中心为住宅兼购物综合体，有3座组屋，地面上有一个巴刹和小贩中心。新巴刹开业时，最初被称为巴弗罗路巴刹和熟食中心（Buffalo Road Market and Cook Food Centre）。然后在1981年11月，作为全国讲华语运动和新加坡”汉语拼音化”地名运动的一部分，它被重新命名为竹脚中心，但有反对声音认为无法将该区的文化遗产与新的华语名称联系起来。2000年，新的建筑群再被重新命名为竹脚中心。
巴刹内的许多摊主是第2或第3代小贩，他们的先辈在30至50年前就在旧巴刹开店营业。虽然旧的巴刹已经拆除，但新的竹脚巴刹依旧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走访的时候，也感慨像这样的湿巴刹已不多见。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注:刊登于第908期《优1周》，2023年4月28日出版。
日本风情洋溢
莱道公园（Ridout Tea Garden）
早在1970年，莱道公园已经存在，不过它当时称为女皇镇日本花园（Queenstown Japanese Garden）。
连续几个周末到女皇大道莱道公园（Ridout Tea Garden），都是到麦当劳快餐店，其实这里除了麦当劳也只有一家远东花卉（ Far East Flora），没有其他去处。
喜欢这个地点，它充满日式风情，非常恬静，而麦当劳在这里，可以让大众有更多机会来享受这里的氛围。2021年当租约到期之后，大家以为再也不可能在这里享用到汉堡包，结果麦当劳再续约3年，还把旁边一家泰国餐厅Bobo顶下，并将两栋建筑物衔接起来，现在空间更宽敞，也有不同室内设计，整体环境感觉更舒适优雅。
莱道公园历史悠久，最早在1970年的时候，它是一个日本花园，称女皇镇日本花园（Queenstown Japanese Garden）。早年国人鲜少有机会出国，加上本地少有日式花园，这个花园的出现可以说大受欢迎。
70年代著名日本花园
但它不是新加坡第一个以日本为主题的花园，我之前写过，那是由富有的阿尔卡夫家族在1929年聘请日本人来设计和建造的阿尔卡夫湖花园（The Alkaff Lake Gardens），它拥有人工建造的假山和湖泊，游人可租借这里的茶室、划船和钓鱼等设备，阿尔卡夫湖花园的位置就在现今四德女中（Ced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的位置，在1949出售并建立信立住宅区（Sennett Estate）。
1973年，建于裕廊的日本花园 - - 星和园（Seiwaen-Japanese Garden）对外开放，由日本设计师中根金作教授（Professor Nakane）精心设计，它讲究”禅学”精神，简单而自然的花园仿照室町时代（1392–1568）和桃山时代（1568–1615）的日本园林美学设计，12.14公顷的花园以日本枯山水、观景桥、凉亭、石滩和石灯等典雅別致的日本庭院典型景物为特色。1970年2月26日，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美智子以太子及太子妃身份，在当时尚未建成的星和园栽下两棵苏铁树，他们后来在2006年6月8日重回旧地欣赏已经长高的苏铁树。目前这个公园正在进行重新开发，会成为裕廊湖公园（Jurong Lake Gardens）的其中一部分，整体占地有90公顷，之前的中国花园、湖滨花园（Lakeside Garden，原裕廊湖花园西区）、花园长廊（Garden Promenade，原裕廊湖花园东区）也都会是其中一部分，湖滨花园已在2019年4月27日开放给公众参观，其它地区则继续在整修中。
女皇镇日本花园过去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场所，偶尔会有一些活动，如由女皇镇联络所主办的社区摄影比赛。这里也有23家商店，出售家具、运动器材、服装、电子产品，以及食品和饮料等。有一家名为皇后花园（Queen’s Garden Restaurant）的餐厅同时提供西餐和中餐。
遭受祝融之灾
女皇镇日本花园在1978年6月的一场火灾中被毁，几乎所有商店都夷为平地，造成的损失达100万美元。只有一家电子商品店幸免于难，但由于花园大部分都成了废墟，它也无法生存太久。随着人群的消失，该商店最后也搬走。
1980年，建屋发展局注入50万美元在原地重建花园，加设一个带有美丽园林、人行道和桥梁的池塘，现今池塘色彩斑斓的鲤鱼逍遥的游，乌龟在岩石上晒太阳。与以前的女皇镇日本花园不同的是，新花园没有商店。两个独特可容纳约300名顾客的饮食场所，作为出租之用。
重新造园重新命名
花园被重新命名，以附近莱道路（Ridout Road）命名为莱道公园，这个名字标志着一个全新景点的诞生，也为了避免与1973年开放的裕廊的日本花园相混淆。莱道的名字起源于莱道少将（Major General Dudley Ridout，1866–1941），他是1910年代和1920年代马来亚司令部的英国指挥官。
1980年开业时，莱道公园的概念受到欢迎，但在前女皇镇日本花园常见的人群却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缺乏购物设施。虽然有一些小吃亭，但与它在70年代受欢迎的过去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80年代引进快餐店
因此，在1981年，肯德基家乡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被邀请在莱道公园设立一个分店，当局希望当时这种流行的快餐能够吸引人群回来。
1983年，莱道公园是新加坡广播局（SBC）6集的《新兵小传》电视剧其中的一个拍摄地点。麦当劳快餐店在1989年取代莱道公园的肯德基，在这里已经营业34年，并成了公园的”注册商标”。
这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有很多的回忆，学生们曾经在这里温习功课，上班族曾经行色匆匆在这里用过早餐，这里也是很多人与昔日好友相聚的地方，我中学同学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相约在这里小聚。而其他更久远”有形”的记忆，就是前女皇镇日本花园遗留下来的一道长长的很有特色的红砖墙，以及快餐店旁边的那一小片翠丽的竹林。
Text & Photo Glenn Low 刘汶錝
注:刊登于第907期《优1周》，2023年4月21日出版。
丹戎禺
— — 木船厂和木炭厂
丹戎禺曾经有很多木船厂，它同时也是木材、木炭的集散中心。
上一篇写船厂街（Jalan Benaan Kapal），写到它的所在地丹戎禺（Tanjong Rhu）的造船和修船厂（制造商用和军用船），其实这里还有很多的木船厂，它同时是木材、木炭的集散中心。
木船“诞生地”
在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丹戎禺建造的木船类型包括舢舨、驳船、舯舡和大䑩等。
更早之前，木船厂多集中在美芝路，60年代中期在城市重建计划下，才迁移到丹戎禺的万春坊（Mangchoon Place）。万春坊的名字取自中国的船名，那时候的万春坊有约20间木船厂，到了80年代只剩寥寥八、九间。
丹戎禺木船厂的船坞设备简陋，都是木结构，但却是数不尽的驳船和舯舡的“诞生地”。本地造船的原木是密度高的硬木，主要有巴劳木（Balau）和樟脑木（Chengal）。这类原木在水中能耐几十年，木材多来自印尼苏门答腊。
木船厂一带有很多水上人家，他们都有自用的码头和自用船只，家门前的河流就是孩子玩闹嬉戏的地方。
小时候我在新加坡河上看过忙碌穿梭的驳船。这些驳船，就是生产自丹戎禺的木船厂。驳船是货船，所有用来载货的船统称为驳船，它们装载从停泊在岸外的大轮船卸下的货物，然后运送到新加坡河两岸的仓库。
新加坡河的驳船
我在河边看着光着身子的苦力们劳作，他们肩上扛着一包包沉重的米袋，“弹跳”在横放于驳船和岸边之间的木板条上，有一种劳动之美。这些苦力们，潮州人称他们为“老阿兄“，福建人则叫“粗估俚”。
我当时在新加坡河上看到的驳船，大多是大䑩。大䑩船身浅，船尾甲板上有乌黑的帐篷，船头鱼眼睛部分油红漆（红头船）或绿漆（青头船），木制船身周围安置橡胶轮胎作为保护性的护舷。大䑩是港湾船，最多只到防浪堤外的轮船驳运，不能去到外海。一艘大䑩，最少要有两个人撑着，将船慢慢推进。大型的大䑩都有二、三百吨以上，所以操作起来并不容易。1930年代起，有些船主为大䑩装上主机成为机动船，1950年代改用电动船拖着航行。
大䑩业帮派之争
自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河上的大䑩业一直被福建帮和潮州帮所控制，两帮的大䑩，可从船头的颜色分辨出来；福建帮的大䑩色彩鲜艳，有红、青和白色，就是之前说的“绿头船”，而潮州帮则只漆上红色，也就是之前说的“红头船”。大䑩船主，就是大䑩头，以福建同安人为多，其次是惠安和晋江人（金门人主要经营舢舨业，载送乘客过河或者将书记人员载出海）。大䑩船工，我们就叫大䑩人。负责摇橹的，叫大橹，他的助手叫小橹。
根据大䑩人和船主所作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战前和战后，新加坡河上的码头按方言群和姓氏之不同而划分地段地盘。每个船主拥有自己的码头。他们以插在水里的木柱做记号，别姓的船不能超越木柱停泊或靠岸起卸。由于港内船只很多，为了争渡头，或者交通阻塞，常有相骂打架事件发生。为寻求保护，有些驳运船工便加入一些帮派组织“大公司”、非法集团，如“新义兴”、“新公司”、“36”、“18”等。又如福建同安大䑩人参加仁美巷的“宝兴”，晋江人是章芳林街八股派成员，陈姓的潮州人很多是李德桥附近颖川公司的会员。根据海峡殖民地常年报告档案记录，1906年11月13日，福潮两帮火拼达一个星期，此外，1920–25年间，1932年到33年及四十年代末期，河面和河岸都发生过几次严重事件。
丹戎禺建造的另一种船是舯舡，舯舡这个名称，文史家李国樑说这是行外人的叫法，行内人称为帆船，简单地说，将船桅拆掉就是舯舡了。帆船属于远航的舯舡（远洋船），头尖尾平。船身结构跟舯舡类似，不过船体比较大，船尾有些差别，利用风力和水流作为动力，由舵手操作。
舯舡是帆船
他继而分析，真正的舯舡，是大型的木制驳运船，头尾都是尖的，船舱两端安装粗大宽厚的木板，方便工友走动。结构方面，船舱中间部分有竖立的大木条，两头则有竖立的大木条和很多细小木条作为船的骨架。船的一头有小铁钩，遇到风雨时，工友迅速盖上帆布，避免货物淋湿，天晴时则将帆布收起来。船头有间小木屋让工友休息。当年行内人称这些内海舯舡为“吉宁仔舯舡”，那是因为从事内海舯舡的行船人多数是印度人，华人约占百分之四十。吉宁仔乃过去对印度人的称谓。
60年代制造一艘舯舡价格不菲，市价约3万元，由6至8名员工建造，工期约为4个月。到了1980年代末，舯舡没有需求，变得一文不值，舯舡就被拖到公海“海葬”，由技工用钻木的大钻子在船底钻许多洞，海水渗入船舱。
因为木船业的关系，在丹戎禺可以找得到相关的地名，例如舢舨坊（Sampan Place）、舯舡坊（Tongkang Place）与大䑩坊（ Twakow Place ）和万春坊（Mangchoon Place）。
关于丹戎禺的木炭业，在其鼎盛时期，丹戎禺有20多家木炭进口商，他们每月进口数百吨木炭。然后，这些木炭被大量出售给批发商，批发商再供应给新加坡的大型零售网络。丹戎禺由于是木炭厂集中地，连其同业组织 — — 星洲炭商公局也设在那里。
丹戎禺木炭业
丹戎禺的这些木炭多由马来西亚、印尼进口，也有从泰国入口，用的是一种叫做Bacau的木材，就是搭建街戏棚架的那一种，把木材放进窑里烧烤便成了木炭。之后炭厂工人将木炭分类和包装，把它们分为粗细两大类，然后包装成不同的重量，最小包的5公斤，最重的则有50公斤。
从前这些木炭主要是供内销，随着煤气普遍使用以后，本地的木炭市场也日益萎缩，木炭不得不改以外销为主。外销的市场相当广，包括中东、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
也因为木炭业的关系，这里的一些街名也以木炭（ Arang是马来文，木炭之意）或木头（ Kayu 是马来文，木头之意 ）来取名，包括木炭村（Kampong Arang）、木头村（Kampong Kayu）。
或许是造船业和木炭业的关系，芽笼河和加冷河的河面乌黑一片，看起来龌龊不堪，80年代末政府为重新发展丹戎禺，将这些木炭厂集中到实龙岗河口的罗弄哈鲁士（Lorong Halus），鼎盛时期有24家，在2007年，由于政府将在罗弄哈鲁士旁的实龙岗河建筑实龙岗蓄水池，并有计划将罗弄哈鲁士发展为新加坡首个人造湿地公园，木炭厂有些结束营业，有些再次搬迁，不过已不知何去何从。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刊登于第905期《优1周》，2023年4月8日出版。
资料来源：
1）《丹戎禺昨日的身影》，作者莫美颜，《联合早报》，29–5–1994。
2）《舯舡：从建造到海葬》，作者李国樑，原文刊登于《江河情缘》（2019年11月），新加坡晋江会馆出版。
3）《潮福两帮分码头》，作者林春兰，《联合早报》，2014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