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100 / 新柔长堤（1）
新柔长堤100年，想起长堤的条条框框。包括长发不得进入、蓝色护照和半缸油等等。
新柔长堤100年，我想写一写。
对我来说，马币兑换率很诱人，已经超过3，很多人喜欢越过长堤吃东西、买东西、按摩、剪发和美容，甚至添车油、买厕纸。我不喜欢被堵在车龙的感觉，也没有这种耐性，即使兑换率是5，我想也应该是一样无动于衷。
说长堤，自己本身与长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倒是记得一位友人的母亲，在50年代，因丈夫出轨，她数次在长堤徘徊寻死（当年新加坡还没独立，行走长堤无需护照），看着涛涛海水，再想起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于心不忍。
另在中学的时候，一位同班的丘同学每天”出国”念书，从新山越过长堤到华中校园，他每天差不多4点就起床，摸黑跟着拥堵的车队和人龙到另一个陌生的国度求知识，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现在在美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是交通方面的权威。另新谣时期，以翁精敏为首的华中”二一小组”创作了一首歌颂”长堤”的作品，领唱周永聪音色漂亮，至今仍印象深刻。
与长堤条例有关的记忆，更是一箩筐。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新柔长堤成为两国边境的连接通道。长堤两端的新山和兀兰都设有入境检查站，新加坡方面从1967年6月起实行护照管制，马来西亚方面也从该年9月起实行护照管制。
新马专用蓝色护照
当年，从1967年开始，穿梭新马两地还有一本专用的蓝色封面护照，这本蓝色护照用了差不多30年，在1996年12月31日走入历史。在2015年，这本蓝色护照还被选为新加坡”建国50周年时间囊”的50件物品之一，可见其代表性。
从6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政府发起”反长发”运动，当局不赞成”嬉皮士”文化（Hippie Culture），”嬉皮士”文化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在60年代的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嬉皮士”的形象代表之一就是不修边幅蓄留长发，这也是本地短发政策和运动被强制执行的原因。1972年1月10日，内政部的”剪发行动”（Operation Snip Snip）在兀兰关卡展开，新加坡籍蓄留长发的男士在入境新加坡关卡时会被挡驾，护照会被扣留，择日理发后再到位于皇后坊移民厅取回护照。而其他国籍的蓄留长发的男士可选择到距离兀兰关卡50米处的两间理发店理发，合乎规格后才获准入境。
我也记得170号巴士，当年我的同学每天就是搭乘170号巴士到新加坡读书。1971年4月11 日，170号巴士穿越长堤往返于奎因街总站（Queen Street Terminal）和新山之间。当时也有很多马来西亚德士在奎因街总站招徕乘客。
当年入境马来西亚，还需要填写入境表格，那是在1971年8月15日实施的条例。而最新的消息是，从明年（2024年）初开始，乘坐汽车在两个陆路关卡通关将无须出示护照，扫描QR码即可。相信这可加速通关时间，有助缓解陆路关卡的交通拥堵情况。
还有一段时间，友人开车进新山，都提心吊胆特别留意汽车油箱是不是至少还有半缸油。由于长堤两岸的汽油零售价落差太大，好多新加坡人都喜欢到那里”打油”，这个”半缸油”条例是在1989年4月17日实施，条例维持2年后在1991年修改，规定所有出境的新加坡注册车辆，在离境时油缸必须存有至少四分之三缸的汽油，违法者将被罚款高达500元。
长堤一直很拥堵，每天至少有40万人利用长堤和第2通道，但在疫情期间这种热闹的场面完全消失，非常冷清，也让人很不习惯，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堤无法正常运作的最长时期。
疫情期间的长堤
疫情期间的2020年3月18日，马来西亚开始全面实施行动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限制马国公民出国，也限制所有外国游客入境。马来西亚锁国首日，新柔长堤一改往日交通拥挤的情况，格外空荡荡。在2021年11月29日，新马政府开始开通两国间的第一条陆路疫苗接种者旅行通道（Vaccinated Travel Lane, VTL-Land）。初期，每天只让两国共2880个公民、永久居民，以及长期证件持有者，乘搭指定短程巴士越过长堤往返两地，但长堤一样冷清。到2022年4月1日，长堤在经过近2年的关闭和限制后，再次全面重新开放。
注: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刊登于第912期《优1周》，2023年5月26日出版。
名媛李惠望（Christina Lee）与沙龙岛（Sarong Island）
1971年，政府收购沙龙岛，通过填海造地计划将其与圣淘沙合并，沙龙岛从此彻底消失在地图上。
念小学的时候，知道新加坡有52个外岛（现在的记录是63个），从此对外岛感兴趣。当然这些年来岛屿的数目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有些已经和其他较大的岛屿拼接在一起，大家最熟悉的圣淘沙岛（Sentosa，这个名称在1972年诞生，原名Pulau Blakang Mati，绝后岛）就拼接布兰达拉岛（Buran Darat）、沙龙岛（Sarong Island）和史勒古岛（Pulau Selegu）。圣淘沙南岸外的巴拉旺礁（Terembu Palawan）也被填拓，重新被命名为巴拉旺岛（Pulau Palawan）。
曾是私人岛屿
说起其中的沙龙岛，不是没有印象，除了它曾经是私人岛屿，住着名门望族一代美女李惠望（Christina Lee），它也曾经是本地第一个以旅游为号召的外岛。据知举世闻名的圣淘沙的旅游发展概念就是源自于这个小岛。沙龙岛真的很小，只有1.8公顷，约3个足球场的面积。
沙龙岛在70年代经填土成为圣淘沙岛的一部分，它的位置就是今日圣淘沙名胜世界（Resorts World Sentosa） 内的硬石酒店（Hard Rock Hotel）。在1967年之前，它不叫沙龙岛，它被广泛的称为史勒古岛，尽管史勒古岛是另一个不同岛屿的名字，就在它不远处。史勒古岛现今是缆车中途站的所在，缆车高柱矗立的地方。
岛上有“白宫”
在战前，沙龙岛绿茵围绕，山顶上有一间3个房间的平房，被唤为“白宫”（White House），此屋由弗兰克·布莱克伍德·苏威尔（Frank Blackwood Sewell）建造，苏威尔在1927至1932年间担任海峡殖民地高级测量总监（Senior Superintendent of Surveys）。1947年，苏威尔将房子卖给班尼特（E.J. Bennett），班尼特于1942年2月14日乘坐皇家海军战舰HMS Grasshopper号离开新加坡，这是新加坡战役期间最后撤离的船只之一。
班尼特于1950年去世，岛屿出售，但一直无人问津，最后被李惠望买下。李惠望曾在一次口述历史采访中表示，说她被岛上蓊蓊郁郁的景致吸引，特别是那间叫“白宫”的房子。岛上环境原始自然，有一百多种热带树木和花卉，也有很多的野生鸟类，偶尔有成群结队的猴子来访，难得一见大蜥蜴在烈日下晒太阳，对她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李惠望住进去后，开始迫不及待探索小岛，一直以来热衷摄影的她用镜头记录岛上的一草一木，以及各种各样的生物，特别是鸟类。而她把岛屿改名沙龙岛，是为了更多人记得，那是1967年的事。
名媛中的名媛
李惠望是“名媛中的名媛”，是个大美人，她曾在1965年上过《Vogue》时尚杂志封面，也曾在徐悲鸿、钟泗宾、李曼峰和印度尼西亚画家Basoeki Abdullah等著名先驱画家的画布上留下永恒的倩影。
李惠望来头不小，根据她自己说，她的祖父曾是法官，父亲与家里不和出走婆罗洲，云游四海，后来才定居新加坡，以摄影为业，母亲在新加坡生下她。李惠望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与陆运涛的一段婚姻，有一个说法她是因为参加选美而被陆运涛看上，陆运涛是电影业大亨、国泰机构总裁，她们在1950年3月16日结婚，但却在1962年离婚，当时离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陆运涛以“残暴行为”为理由上庭休妻，李惠望也同样以“残暴行为”反告他。1965年，李惠望再嫁电影导演杰弗里·史东（Jeffrey Stone），但在7年后离婚。她的第3任丈夫是印度商人、新加坡香水协会会长达蒂（Dadi Balsara）。
李惠望不只有美貌，也才华横溢。她喜欢旅行，也与第一任夫婿陆运涛一样，喜欢摄影，足迹远至非洲肯亚，曾出版2本鸟类摄影书籍。李惠望摄影技术高超，被公认为是“一流的鸟类摄影师”，甚至是“鸟类的秘书”。她也与第3任丈夫达蒂开发过以卓锦万黛兰花香为主调，与新航空姐同名的“新加坡女郎”（Singapore Girl）香氛，在新航、酒店和百货公司热卖，并荣获新加坡厂商协会最佳包装大奖。后来品牌面临外国香水的竞争，在1990年代已无人问津。
岛上的高级餐厅
李惠望住在岛上，但她很有生意头脑，想把小岛打造成度假胜地，她的计划包括兴建一个海水游泳池、保龄球道、一个漂浮的餐厅、一个仅供会员使用的夜总会和50间小木屋，每间小木屋配备“一个起居室、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带浴室的卧室”。
但后来，她宏伟的计划搁浅，只在岛上办了一家餐厅，虽然如此，餐厅很有构想，除西餐如空运牛排、进口卡彭鸡（Capon Chicken）和整只岩石龙虾外，也提供本地特色咖喱美味，更邀请到印度古典舞蹈家善达·巴斯卡（Santha Bhaskar）前来表演。餐厅在1967年9月21日开张营业，客人除了在岛上用餐、跳舞、观看表演，还能观赏新加坡港口的壮丽景色和日夜进出的大船。节录一位访客在博客忆述：从新加坡岛渣甸码头（Jardine Steps）坐船不到10分钟即达。岛上有家200座位的餐馆，一个150座位的天井院子，一个装置灯光音响系统做多元文化演出的200人户外剧院，以及一家商品齐全的礼品店和画廊。
当时还在《海峡时报》刊登广告，广告的字眼让人仿佛看到岛屿的明媚风光：
Come to the island…
across calm and moonlit waters,
to look at beauty…
guarded by white marble carved into
serene eyes and silent lips,
that speak only to our inner hearts.
李惠望虽然用尽心思经营，但由于小岛位置偏僻，登陆并不容易，如果是大风大雨，那更是难上加难，餐厅只营业了一年后就结业。
1971年，政府收购沙龙岛，通过填海造地计划将其与圣淘沙合并。这个耗资700万美元的项目在1978年后展开，包括附近的塞勒古岛（Selegu Island），花了大约2年时间完成，为圣淘沙增加了约17万平方米（17公顷）的土地，沙龙岛从此彻底消失在民众的视线之中。
参考资料：
《来自沙龙岛的爱： 新加坡的原始旅游岛》（From Sarong Island With Love: Singapore’s Original Tourist Isle），作者：Lim Tin Seng
注: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刊登于第911期《优1周》，2023年5月20日出版。
历史名人使用过的码头：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
从旧照片看，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是一个极其简陋的码头，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渡口，可是它却肩负历史使命，多少名人，还有我们当年南来的祖先，都是从这里上岸。
比红灯码头有更久远历史的是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过去译为然申码头）。
庄士敦码头在1856年3月13日正式启用，1927年英国政府在意识到“地方不够用”的时候筹建新码头，红灯码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它在1933年6月3日完工启用，庄士敦码头从此走进历史。
从旧照片看，庄士敦码头是一个极其简陋的码头，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渡口，可是它却肩负历史使命，多少名人，还有我们当年南来的祖先，都是从这里上岸。
庄士敦码头由铁和木头建成，40英尺宽的平台从岸边延伸到海里，由桩和柱子支撑着。码头的末端建造一个防波堤，让波浪平稳登陆更加安全顺利。登陆设施包括一台当年造价900美元的7吨起重机。
扩大和延长浮尔顿炮台
码头另一作用是用于扩大和延长岸边的浮尔顿炮台（Fort Fullerton，浮尔顿是过去Fullerton的译名，现译为富丽敦） 。
浮尔顿炮台是新加坡最早建造的炮台之一，比福康宁山的炮台还早，它在1829年由英国人建造，目的是为了保护港口的船只。当时统管海峡殖民地的是罗柏特·浮尔顿（Robert Fullerton），炮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炮台在1874年拆除改建成邮政总局与财务大厦（General Post Office Building），1891年又被新加坡志愿军炮兵（Singapore Volunteer Artillery）总部取代。
原址后来兴建浮尔顿大厦（Fullerton Building），1925年开工，1928年完工，这是新加坡殖民建筑史上最后的繁盛期，政府大厦与高等法院也是同时期的建筑。
庄士敦码头除了常规的贸易和运输功能，也是每年新年帆船赛的举办地点，各种各样的水上工具，包括科莱（Koleh）、舢舨、普雷胡（Prahu）、独木舟、小艇和游艇等，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在这一天，码头旁边宽阔大气的步行道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庄士敦码头的名字，来自英国运输商亚历山大·劳里·庄士敦（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的名字。但它的俗称”红灯码头”更活灵活现，也更广泛的被使用。”红灯”指的是挂在码头尽头的红灯笼，作为对来往船只的警告。华人用它，马来人也叫它Lampu Merah（红灯之意）。
英国运输商名字命名
在英殖民地时期，一般建筑物或街道都以英国官员的名字命名，这Laurie Johnston不是英国政府人员，但为何以他的名字为码头命名？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在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后的第2年，庄士敦就来到新加坡。庄士敦出身苏格兰望族，喜欢航海，在船上当过大副，后升为船长，他后来经营船务公司，拥有货船，所以他与莱佛士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踏上新加坡。
爱因斯坦在此登陆
根据记载，过去很多名人都由此登陆新加坡。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两度在新加坡逗留也是从这个码头登陆，第一次是在1922年11月2日。当时他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会长威士曼（Chaim Weizmann）嘱托，从德国去日本演讲途经新加坡时，向当时新加坡的犹太领袖曼那谢·梅耶（Sir Manasseh Meyer）获取筹款，以便在耶路撒冷创办希伯来大学。虽然爱因斯坦在第2天就离开新加坡，但还是抽空去了一趟榜鹅动物园。动物园当时就有约2200只动物和鸟儿，这惊人的数目和种类也让爱因斯坦印象深刻，他在日记中写道，到访了一个”很棒的动物园”。爱因斯坦到访新加坡的这则新闻曾刊登在英文报章《海峡时报》、《自由西报》（The Free Press）和《马来亚论坛》（Malaya Tribune）。
爱因斯坦第2次抵新，是在1923年1月，当时他从日本前往巴勒斯坦，途经新加坡在此停留接受犹太领袖梅耶的500英镑，以及新加坡犹太社群250英镑给希伯来大学的捐赠。第2次到访新加坡，他获得原籍德国的蒙托夫妇（Alfred Montor，谐街High Street知名钻石商人）和犹太人丝绸及家私业企业家 - - 实乞纳奥匹拉园（Opera Estate）发展商富兰克夫妇（Abraham Frankel）招待，参观了实乞纳（Siglap）的种植园。两次途经新加坡的这段时间，他也获知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
（图片：SPH Media）
第一位很有可能在庄士敦码头登陆的贵宾是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欧内斯特·阿尔伯特王子 （Prince Alfred Ernest Albert, Duke of Edinburgh），他在1869年12月3日登陆，当年皇室以军礼和乐队欢迎他的到访。迎接队伍穿过炮台路（Battery Road ），一直来到商业广场（Commercial Square ）举行欢迎酒会。
暹罗国王等名人登陆
暹罗国王朱拉隆功（King Chulalongkorn of Siam）于1871年3月15日和1890年6月2日共分别2次到访新加坡。国王在第一次到访时赠予新加坡一尊大象铜像，以纪念一位暹罗君主的首次海外旅行，现在铜像矗立于旧国会大厦的艺术之家（The Arts House）。
其他使用过庄士敦码头的贵宾还包括：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879年4月1日；夏威夷国王大卫·卡拉卡瓦（King David Kalakaua of Hawaii），1881年5月6日；普鲁士的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of Prussia），1898年2月24日和1900年1月2日；康沃尔公爵和约克公爵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Cornwall and York），1901年4月21日；康诺特的亚瑟王子（Prince Arthur of Connaught），1906年2月3日；康诺特公爵和公爵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Connaught），1907年2月1日27；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与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1922年3月31日，并在1922年4月1日一起从庄士敦码头离开。
李鸿章也使用过此码头
除”红毛”名人，当中也有不少华人名人从庄士敦码头登陆新加坡。1896年2月24日，李鸿章从北京出发，经天津、上海、香港、西贡（今胡志明），一个半月后的1896年4月7日抵达新加坡。作家老舍在1924和1929年到访新加坡的时候，靠岸的也是这个旧码头。画家徐悲鸿从1925年到1941年之间，6次到访岛国，很可能两个码头都用过。
当然使用过此码头的还包括我们的祖先，他们当年南来，想必也是通过这个码头上岸。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禁想起我的阿公阿嫲，他们就是由此登上他们的南洋之路，一生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注: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特别鸣谢收藏家许景星（Koh Kim Chay)提供图片。
刊登于第910期《优1周》，2023年5月12日出版。
参考资料：
《爱因斯坦到过新加坡》，作者：幼吾，2022年11月21日刊登于《联合早报》。
寻找记忆中的红灯 / 红灯码头
对儿时乡居的我来说，“五丛树脚”和红灯码头两个地方太特别，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看到大海和大船，这份辽阔感让人雀跃。
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太多次“五丛树脚”（也就是伊丽莎白道，不过“五丛树脚”据知是误传，当时这里的树不止5丛，有专家考究这是“梧桐树脚”的音误，当时种的是法国梧桐），以及红灯码头，很难不对这两个地方有印象。前者是情侣拍拖的圣地，后者则有水兵、吧女，甚至妓女，与灯红酒绿和夜夜笙歌挂钩。
对儿时乡居的我来说，这两个地方太特别，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看到大海和大船，这份辽阔感让人雀跃。
过去和现在
这些年来，红灯码头的变化很大。90年代入行当记者，去过几回，从表面上看，它不过是一个码头，没有什么稀奇。比较过往，记得建筑物两侧有商店、办公室和咖啡座，不完全是后期空荡的样子，翻查资料求证，确实有这些店面，不过都在1980年迁出。
码头后来归入在2010年开业的富丽敦海湾酒店（The Fullerton Bay Hotel）管理，变成餐饮处One on the Bund（外滩1号），它与富丽敦酒店（The Fullerton Hotel Singapore）、富丽敦船屋（The Fullerton Waterboat House）和海关大厦（Customs House）同属富丽敦天地（The Fullerton Heritage）的一部分，已开发成历史文化区。
以前常傻傻的Clifford Pier和Collyer Quay分不清，Clifford Pier就是红灯码头，而Collyer Quay（哥烈码头）则是指整个区域。哥烈码头地段面积达2.62公顷，由红灯码头和旧港海关大楼构成。
取代庄士敦码头
1933年，红灯码头建成，取代原本的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因为后者已经不能满足港口日益增长的海上交通量。
红灯码头原名是克里福码头（Clifford Pier，也译为克利福码头），这个名字是以1927至1929年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克里福（Hugh Clifford）的名字命名，不过这在当时有争议。
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协会（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Association）抗议将其命名为克里福码头，并认为新码头应继承其前身庄士敦码头的名称，理由是后者具有”可追溯到新加坡成立时的重要历史意义”。这两个码头其实并不在同一个 点上，但它们的位置很靠近。
至于码头后来为什么又叫红灯码头（Red Lamp Pier），那是因为之前在庄士敦码头长廊尾端上悬挂的红灯，作为码头标志也迁移到新的码头，因此华人继续把新码头俗称为红灯码头，马来人也同样有此称呼（Lampu Merah，红灯之意）。
设计有强烈个性
码头由海峡殖民地公用事业局首席设计师沃德（Frank Dorrington Ward） 设计，建筑师用大量的混凝土拱形桁架完成屋顶结构。不管是主入口那巨大的半圆拱、大堂内支撑着屋顶，一道又一道的半圆拱桁架，或海上3个立面重复又重复的抛物线拱，都赋予它强烈的个性。
这座建筑物基本上是以打钢桩入海床支撑建筑在海面，面向陆地的主立面和面向大海的其他3个立面完全不一样，都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作为进出新加坡的海上旅客的主要登陆点和出发点，红灯码头热闹非凡，它接待贵宾、移民和日常通勤者。在早期的几十年里，作为移民的登陆点和处理移民的场所，海关和移民人员以及警察都驻扎在码头。
码头的设立，也带动周边的人潮，人来人往的“真者里”集市（Change Alley）就在对面，这里最多的店面或摊位就是货币兑换商，很多海员也带来世界各地的货品在这里售卖。
在早年，红灯码头是元旦海上运动会的举办场地，这是殖民地时期一个常年传统活动，在活动上，熟练的船工在一系列赛船中展示他们的航海技术。在比赛中，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水上工具，包括科莱（Koleh）、舢板、普雷胡（Prahu）、独木舟、小艇和游艇。当时大量的欧洲人和本地人会聚集在码头和海滨，观看比赛并参加狂欢节。
战时和战后
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年），恐慌和动荡袭击了码头，因为载有护士、军官和平民（后者主要是外籍妇女和儿童，以及参与抗日运动的华人）的船只试图撤离本岛。
日本飞机袭击了撤离人员，而日本海军则在离新加坡更远的海道上埋伏，以摧毁那些设法离开港口的船只。
在战后的1949年，红灯码头花费1万美元进行翻新。它的外观焕然一新，在占领期间受损的地方也得到修复。以前悬挂在门廊上的时钟在战争期间被损坏，也被修复并移到码头内。
码头继续恢复它在太平盛世的功能，特别的是，每年农历9月，信徒们从码头出发，前往龟屿岛朝圣。大批游客也从这里乘船到南部岛屿钓鱼、潜水或野餐，进行一日游。
60年代以后的发展
到了60年代，海上运动项目继续在码头举行，但这些活动最终减少。随着海上交通转移到新加坡西边的港口和航空运输的广泛使用，红灯码头不再像以往那么繁忙。
70年代，红灯码头经历重大变化。在1970年，码头得到12万新元进行整修、扩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航运交通量。1972年，码头内建造商店空间、办公室和一个2层楼咖啡馆。1972年，连接码头的空调购物天桥商城也建成启用。1975年，新加坡港务局耗资280万新元建造包括甲板遮盖、大型船只停泊处和一个啤酒花园长廊。1978年，“红灯笼 ”旋转餐厅在真者里大厦瞭望塔（Change Alley Aerial Plaza）开业。该餐厅主要服务对象是旅游团，到90年代，成为华人婚宴热门场所。
1980年，商店和办公室迁出红灯码头，因为它将成为一个船客中转站。码头随后进行了、翻修，以提供更多上船和下船空间。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红灯码头的卖淫活动日益猖獗，它被唤为”红灯港”，指码头是红灯区的一个讽刺性暗示。在那个时期，警方经常在那里进行突击检查，以杜绝非法活动。
也在90年代，市区重建局将滨海湾和河口周围地区重建为商业和娱乐中心的计划，大部分海上交通和水上运动，如龙舟赛，都已被清除。2004年，政府宣布红灯码头将被新的滨海南码头取代。2006年4月1日，最后一艘游船离开红灯码头。
Text Glenn Low
注：刊登在第909期《优1周》，2023年5月6日出版。
想起叫卖声·昔日竹脚巴刹
虽然旧的巴刹已经拆除，但新的竹脚巴刹依旧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走访的时候，也感慨像这样的湿巴刹已不多见。
在台湾宜兰认识的友人“少年阿公”Leo是菜市场专家，人在宜兰，他陪我们一群记者逛菜市场。这次他来新加坡，我准备招待他，问他想去哪里？竟然如我想的一样，要到菜市场考察。
他提议的几个地方，正巧也在我的计划中，但时间有限，不能一一带他去，选了竹脚巴刹（后来也去了芽笼士乃巴刹），因为可以顺道带他认识小印度。在充当导游之前，先做好功课，尽地主之谊。
建于1915年
当竹脚巴刹（Tekka Market）于1915年建成时，它最初被称为Kandang Kerbau Market（俗称KK巴刹），Kandang Kerbau指的是武吉知马路与实龙岗路交界的地方，意思是“水牛棚”，叫“水牛棚”是因为当年有很多印度人在这里经营乳制业与牲畜贸易，早期很多南来的印度移民会来这里找机会，这一带随后慢慢发展成新加坡的“小印度”。南印度人用泰米尔语称这个巴刹为Mattu Kampong Pasar，这是马来文的直译。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竹脚巴刹的位置不是当年巴刹的那个位置，旧巴刹所在位置在现有的巴刹对面，也就是The Verge商场所在地。
竹脚巴刹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09年，当时还是英殖民地时代，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mmission）决定开发巴刹所在地区作为甘榜加卜（Kampong Kapor）市区改善计划的一部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的小印度商场，它于1913年建成。
一波三折建巴刹
巴刹是后来建成，为建巴刹必须向穆罕默德和印度教捐赠委员会（Mohammedan and Hindu Endowment Board）购买土地，费用为2万5000元美金，当时资金严重缺乏，在1913年安装钢铁结构后，工程暂停，直到市政府授予3万元美金才完成建设。1915年7月，巴刹完工，并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开业。设计巴刹的是市政工程师贝雅士（Robert Peirce），他设计的巴刹带有英殖民地建筑风格，有很多漂亮的拱门和华丽的栏雕，巴刹内空气流通，光线明亮，具备实用性。
在30年代，KK巴刹以”人民的市场”而闻名。它以其种类繁多的新鲜肉类、蔬菜和海鲜，以及在那里出售的零售商品而受到不同民族群体的欢迎。本地史学家李国樑在《市区古老的巴刹 / 不散的流光剪影》（2022年11月13日《联合早报》）对这个地方有生动的描写： - -
旧竹脚巴刹可说是本地最多元化的菜市场，穿着阿妈衫裤、峇迪纱笼和传统纱丽的妇女在巴刹以马来话互相问候，跟摊贩鸡同鸭讲却各得所需。玩蛇人坐在骑楼下，摇头摆脑地吹奏笛子，竹箩里的眼镜蛇探出头来，晃着身子翩翩起舞。
广东人祖传”生鱼生鱼，生肉化瘀”，手术后喝生鱼野葛菜汤，伤口复原得快，而且不留疤痕。竹脚巴刹的生鱼养在”冲凉盆”里，滑溜溜的活蹦乱跳。摊贩先来一轮”挞生鱼”，将生鱼狠狠地摔在地上，再用粗木棍往头上敲几下才开膛剖腹。生鱼无助的眼神，闪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凉。
在日本占领时期，KK巴刹成为森美兰州马口（Bahau）种植的水果和蔬菜的集散地，1944年8月，巴刹还成为新孵化的小鸡的集散地。
战时和战后的巴刹
战后，巴刹本应全面恢复。然而，政府缺乏资金，因为一切都必须同时重建和修复。1948年市政府为此拨出预算，原本用于麦士威路巴刹（Maxwell Road Market）围栏的资金也不得不被挪用以完成KK巴刹的工程。
战后日子煎熬。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巴刹的摊主们联合在一起组成竹脚巴刹经销商协会（Kandang Kerbau Market Dealers’ Association），也经常做善事，例如1952年，他们捐赠生活必需品给罗马天主教修女会（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协助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
到60至70年代，巴刹周围地区已经被非法的街头小贩所淹没。巴刹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所有的400个小贩。这时的巴刹已经容纳了300个小贩。1971年，作为快速解决方案，政府为巴刹外的所有小贩发放了为期4年的许可证，巴刹等于在无形中”扩展”。
到了1970年代中期，政府为拓宽附近道路，决定将KK巴刹拆除，并在马路对面建立一栋综合大厦（Kandang Kerbau Complex，现称为Tekka Centre - 竹脚中心）来取代巴刹，1979年8月开始动工，1981年初完工，摊主于1981年5月3日搬入，古色古香的旧巴刹也在1982年拆除。
全新的竹脚巴刹
竹脚中心为住宅兼购物综合体，有3座组屋，地面上有一个巴刹和小贩中心。新巴刹开业时，最初被称为巴弗罗路巴刹和熟食中心（Buffalo Road Market and Cook Food Centre）。然后在1981年11月，作为全国讲华语运动和新加坡”汉语拼音化”地名运动的一部分，它被重新命名为竹脚中心，但有反对声音认为无法将该区的文化遗产与新的华语名称联系起来。2000年，新的建筑群再被重新命名为竹脚中心。
巴刹内的许多摊主是第2或第3代小贩，他们的先辈在30至50年前就在旧巴刹开店营业。虽然旧的巴刹已经拆除，但新的竹脚巴刹依旧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走访的时候，也感慨像这样的湿巴刹已不多见。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注:刊登于第908期《优1周》，2023年4月28日出版。
日本风情洋溢
莱道公园（Ridout Tea Garden）
早在1970年，莱道公园已经存在，不过它当时称为女皇镇日本花园（Queenstown Japanese Garden）。
连续几个周末到女皇大道莱道公园（Ridout Tea Garden），都是到麦当劳快餐店，其实这里除了麦当劳也只有一家远东花卉（ Far East Flora），没有其他去处。
喜欢这个地点，它充满日式风情，非常恬静，而麦当劳在这里，可以让大众有更多机会来享受这里的氛围。2021年当租约到期之后，大家以为再也不可能在这里享用到汉堡包，结果麦当劳再续约3年，还把旁边一家泰国餐厅Bobo顶下，并将两栋建筑物衔接起来，现在空间更宽敞，也有不同室内设计，整体环境感觉更舒适优雅。
莱道公园历史悠久，最早在1970年的时候，它是一个日本花园，称女皇镇日本花园（Queenstown Japanese Garden）。早年国人鲜少有机会出国，加上本地少有日式花园，这个花园的出现可以说大受欢迎。
70年代著名日本花园
但它不是新加坡第一个以日本为主题的花园，我之前写过，那是由富有的阿尔卡夫家族在1929年聘请日本人来设计和建造的阿尔卡夫湖花园（The Alkaff Lake Gardens），它拥有人工建造的假山和湖泊，游人可租借这里的茶室、划船和钓鱼等设备，阿尔卡夫湖花园的位置就在现今四德女中（Cedar Girls’ Secondary School）的位置，在1949出售并建立信立住宅区（Sennett Estate）。
1973年，建于裕廊的日本花园 - - 星和园（Seiwaen-Japanese Garden）对外开放，由日本设计师中根金作教授（Professor Nakane）精心设计，它讲究”禅学”精神，简单而自然的花园仿照室町时代（1392–1568）和桃山时代（1568–1615）的日本园林美学设计，12.14公顷的花园以日本枯山水、观景桥、凉亭、石滩和石灯等典雅別致的日本庭院典型景物为特色。1970年2月26日，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美智子以太子及太子妃身份，在当时尚未建成的星和园栽下两棵苏铁树，他们后来在2006年6月8日重回旧地欣赏已经长高的苏铁树。目前这个公园正在进行重新开发，会成为裕廊湖公园（Jurong Lake Gardens）的其中一部分，整体占地有90公顷，之前的中国花园、湖滨花园（Lakeside Garden，原裕廊湖花园西区）、花园长廊（Garden Promenade，原裕廊湖花园东区）也都会是其中一部分，湖滨花园已在2019年4月27日开放给公众参观，其它地区则继续在整修中。
女皇镇日本花园过去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场所，偶尔会有一些活动，如由女皇镇联络所主办的社区摄影比赛。这里也有23家商店，出售家具、运动器材、服装、电子产品，以及食品和饮料等。有一家名为皇后花园（Queen’s Garden Restaurant）的餐厅同时提供西餐和中餐。
遭受祝融之灾
女皇镇日本花园在1978年6月的一场火灾中被毁，几乎所有商店都夷为平地，造成的损失达100万美元。只有一家电子商品店幸免于难，但由于花园大部分都成了废墟，它也无法生存太久。随着人群的消失，该商店最后也搬走。
1980年，建屋发展局注入50万美元在原地重建花园，加设一个带有美丽园林、人行道和桥梁的池塘，现今池塘色彩斑斓的鲤鱼逍遥的游，乌龟在岩石上晒太阳。与以前的女皇镇日本花园不同的是，新花园没有商店。两个独特可容纳约300名顾客的饮食场所，作为出租之用。
重新造园重新命名
花园被重新命名，以附近莱道路（Ridout Road）命名为莱道公园，这个名字标志着一个全新景点的诞生，也为了避免与1973年开放的裕廊的日本花园相混淆。莱道的名字起源于莱道少将（Major General Dudley Ridout，1866–1941），他是1910年代和1920年代马来亚司令部的英国指挥官。
1980年开业时，莱道公园的概念受到欢迎，但在前女皇镇日本花园常见的人群却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缺乏购物设施。虽然有一些小吃亭，但与它在70年代受欢迎的过去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80年代引进快餐店
因此，在1981年，肯德基家乡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被邀请在莱道公园设立一个分店，当局希望当时这种流行的快餐能够吸引人群回来。
1983年，莱道公园是新加坡广播局（SBC）6集的《新兵小传》电视剧其中的一个拍摄地点。麦当劳快餐店在1989年取代莱道公园的肯德基，在这里已经营业34年，并成了公园的”注册商标”。
这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有很多的回忆，学生们曾经在这里温习功课，上班族曾经行色匆匆在这里用过早餐，这里也是很多人与昔日好友相聚的地方，我中学同学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相约在这里小聚。而其他更久远”有形”的记忆，就是前女皇镇日本花园遗留下来的一道长长的很有特色的红砖墙，以及快餐店旁边的那一小片翠丽的竹林。
Text & Photo Glenn Low 刘汶錝
注:刊登于第907期《优1周》，2023年4月21日出版。
丹戎禺
— — 木船厂和木炭厂
丹戎禺曾经有很多木船厂，它同时也是木材、木炭的集散中心。
上一篇写船厂街（Jalan Benaan Kapal），写到它的所在地丹戎禺（Tanjong Rhu）的造船和修船厂（制造商用和军用船），其实这里还有很多的木船厂，它同时是木材、木炭的集散中心。
木船“诞生地”
在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丹戎禺建造的木船类型包括舢舨、驳船、舯舡和大䑩等。
更早之前，木船厂多集中在美芝路，60年代中期在城市重建计划下，才迁移到丹戎禺的万春坊（Mangchoon Place）。万春坊的名字取自中国的船名，那时候的万春坊有约20间木船厂，到了80年代只剩寥寥八、九间。
丹戎禺木船厂的船坞设备简陋，都是木结构，但却是数不尽的驳船和舯舡的“诞生地”。本地造船的原木是密度高的硬木，主要有巴劳木（Balau）和樟脑木（Chengal）。这类原木在水中能耐几十年，木材多来自印尼苏门答腊。
木船厂一带有很多水上人家，他们都有自用的码头和自用船只，家门前的河流就是孩子玩闹嬉戏的地方。
小时候我在新加坡河上看过忙碌穿梭的驳船。这些驳船，就是生产自丹戎禺的木船厂。驳船是货船，所有用来载货的船统称为驳船，它们装载从停泊在岸外的大轮船卸下的货物，然后运送到新加坡河两岸的仓库。
新加坡河的驳船
我在河边看着光着身子的苦力们劳作，他们肩上扛着一包包沉重的米袋，“弹跳”在横放于驳船和岸边之间的木板条上，有一种劳动之美。这些苦力们，潮州人称他们为“老阿兄“，福建人则叫“粗估俚”。
我当时在新加坡河上看到的驳船，大多是大䑩。大䑩船身浅，船尾甲板上有乌黑的帐篷，船头鱼眼睛部分油红漆（红头船）或绿漆（青头船），木制船身周围安置橡胶轮胎作为保护性的护舷。大䑩是港湾船，最多只到防浪堤外的轮船驳运，不能去到外海。一艘大䑩，最少要有两个人撑着，将船慢慢推进。大型的大䑩都有二、三百吨以上，所以操作起来并不容易。1930年代起，有些船主为大䑩装上主机成为机动船，1950年代改用电动船拖着航行。
大䑩业帮派之争
自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河上的大䑩业一直被福建帮和潮州帮所控制，两帮的大䑩，可从船头的颜色分辨出来；福建帮的大䑩色彩鲜艳，有红、青和白色，就是之前说的“绿头船”，而潮州帮则只漆上红色，也就是之前说的“红头船”。大䑩船主，就是大䑩头，以福建同安人为多，其次是惠安和晋江人（金门人主要经营舢舨业，载送乘客过河或者将书记人员载出海）。大䑩船工，我们就叫大䑩人。负责摇橹的，叫大橹，他的助手叫小橹。
根据大䑩人和船主所作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战前和战后，新加坡河上的码头按方言群和姓氏之不同而划分地段地盘。每个船主拥有自己的码头。他们以插在水里的木柱做记号，别姓的船不能超越木柱停泊或靠岸起卸。由于港内船只很多，为了争渡头，或者交通阻塞，常有相骂打架事件发生。为寻求保护，有些驳运船工便加入一些帮派组织“大公司”、非法集团，如“新义兴”、“新公司”、“36”、“18”等。又如福建同安大䑩人参加仁美巷的“宝兴”，晋江人是章芳林街八股派成员，陈姓的潮州人很多是李德桥附近颖川公司的会员。根据海峡殖民地常年报告档案记录，1906年11月13日，福潮两帮火拼达一个星期，此外，1920–25年间，1932年到33年及四十年代末期，河面和河岸都发生过几次严重事件。
丹戎禺建造的另一种船是舯舡，舯舡这个名称，文史家李国樑说这是行外人的叫法，行内人称为帆船，简单地说，将船桅拆掉就是舯舡了。帆船属于远航的舯舡（远洋船），头尖尾平。船身结构跟舯舡类似，不过船体比较大，船尾有些差别，利用风力和水流作为动力，由舵手操作。
舯舡是帆船
他继而分析，真正的舯舡，是大型的木制驳运船，头尾都是尖的，船舱两端安装粗大宽厚的木板，方便工友走动。结构方面，船舱中间部分有竖立的大木条，两头则有竖立的大木条和很多细小木条作为船的骨架。船的一头有小铁钩，遇到风雨时，工友迅速盖上帆布，避免货物淋湿，天晴时则将帆布收起来。船头有间小木屋让工友休息。当年行内人称这些内海舯舡为“吉宁仔舯舡”，那是因为从事内海舯舡的行船人多数是印度人，华人约占百分之四十。吉宁仔乃过去对印度人的称谓。
60年代制造一艘舯舡价格不菲，市价约3万元，由6至8名员工建造，工期约为4个月。到了1980年代末，舯舡没有需求，变得一文不值，舯舡就被拖到公海“海葬”，由技工用钻木的大钻子在船底钻许多洞，海水渗入船舱。
因为木船业的关系，在丹戎禺可以找得到相关的地名，例如舢舨坊（Sampan Place）、舯舡坊（Tongkang Place）与大䑩坊（ Twakow Place ）和万春坊（Mangchoon Place）。
关于丹戎禺的木炭业，在其鼎盛时期，丹戎禺有20多家木炭进口商，他们每月进口数百吨木炭。然后，这些木炭被大量出售给批发商，批发商再供应给新加坡的大型零售网络。丹戎禺由于是木炭厂集中地，连其同业组织 — — 星洲炭商公局也设在那里。
丹戎禺木炭业
丹戎禺的这些木炭多由马来西亚、印尼进口，也有从泰国入口，用的是一种叫做Bacau的木材，就是搭建街戏棚架的那一种，把木材放进窑里烧烤便成了木炭。之后炭厂工人将木炭分类和包装，把它们分为粗细两大类，然后包装成不同的重量，最小包的5公斤，最重的则有50公斤。
从前这些木炭主要是供内销，随着煤气普遍使用以后，本地的木炭市场也日益萎缩，木炭不得不改以外销为主。外销的市场相当广，包括中东、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
也因为木炭业的关系，这里的一些街名也以木炭（ Arang是马来文，木炭之意）或木头（ Kayu 是马来文，木头之意 ）来取名，包括木炭村（Kampong Arang）、木头村（Kampong Kayu）。
或许是造船业和木炭业的关系，芽笼河和加冷河的河面乌黑一片，看起来龌龊不堪，80年代末政府为重新发展丹戎禺，将这些木炭厂集中到实龙岗河口的罗弄哈鲁士（Lorong Halus），鼎盛时期有24家，在2007年，由于政府将在罗弄哈鲁士旁的实龙岗河建筑实龙岗蓄水池，并有计划将罗弄哈鲁士发展为新加坡首个人造湿地公园，木炭厂有些结束营业，有些再次搬迁，不过已不知何去何从。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刊登于第905期《优1周》，2023年4月8日出版。
资料来源：
1）《丹戎禺昨日的身影》，作者莫美颜，《联合早报》，29–5–1994。
2）《舯舡：从建造到海葬》，作者李国樑，原文刊登于《江河情缘》（2019年11月），新加坡晋江会馆出版。
3）《潮福两帮分码头》，作者林春兰，《联合早报》，2014年9月2日。
Jalan Benaan Kapal
——曾经的船厂街
如果不是美食，大概很多人不会到这里，即使来了，也不知道它原来的模样。
你或许不知道新加坡有这样一条叫惹兰百纳安克巴（Jalan Benaan Kapal）的街道。它所处的位置不至于偏僻，但不顺路，如果不是这里还有一个简陋的小贩中心，大概很多人都不会到这里来。
我对这个地方多少了解一些，80年代在工院修读海事工程，差一点就被派到这里的船厂实习。丹戎禺（Tanjong Rhu）这一带，过去有很多造船修船厂,惹兰百纳安克巴就在这里。
Jalan Benaan Kapal在马来文的意思是“造船之路” ，Kapal指的是“船”，而Benaan（Binaan）指的是“建造”，这个地方在过去被称为“船厂街”。
现在这个小贩中心就是当年船厂工友用餐的地方，而它隔邻5栋漆成鲜红色或橙色的建筑 — — The Cage或是The Red Quarter，现在是运动中心，在过去是船运货仓和车间（Workshop）。
小贩中心建于1968年，在这之前，工友都是向街边的流动小贩购买食物，后来鉴于卫生和食物安全问题，才加盖这座小贩中心。
在60年代，我国政府大力打造和扩大造船、修船和与海事相关的工业。双溪芽笼或芽笼河（Sungei Geylang）因为河道有适当的宽度和深度，成为选择之一。当时在1937年启用的加冷机场已在1955年关闭，附近地区已被改造成一个休闲公园，为未来的重新发展预留。
1963年，沿着芽笼河的加冷公园的一部分被规划出来。在几年内，就有22家船厂和19家不同规模的工场在这里建立了他们的业务。
1967年，船舶维修和工程巨头大鹏工程（Eagle Engineering Co. Ltd）在惹兰百纳安克巴投资了一个新的干船坞和滑道（Slipway），由我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设计和建造，可容纳长度为200英尺（61米）、载重吨位为1000的船舶，并可在干燥条件下进行维修工作。新设施由当时的财政部长林金山揭幕，被誉为新加坡在船舶维修和海运业进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除了在干船坞和滑道上投资50万美元，并进一步投资100万美元购买新机器外，大鹏工程还在惹兰百纳安克巴建造了两座价值15万美元的建筑。这使300名工人能够全天候地进行船舶检查、保养和维修工作。在干式滑道（Dry Slipway）建成后的一个月，公司就迎来了第一批船舶检查和维修的客户，那是840载重吨（DWT，Deadweight Tonnage）的挪威油轮Slamet Tiga号和667载重吨的印尼货轮La Ponda号。
1973年，这里其中一个仓库发生严重爆炸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十几人受伤。该事件经过调查，确定是由一名铜匠带来的非法炸药造成的，排除了与工作有关的安全失误。
在70年代初，惹兰百纳安克巴的修船公司被归入裕廊集团（JTC，Jurong Town Corporation）管理，裕廊集团于1968年从经济发展局（EDB，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分离出来，成为新加坡工业化的专门机构。
在70年代中期，船厂担心政府计划将丹戎禺与市区连接在一起，这将切断加冷盆地与海洋的联系，并将其变成一个存储库。为了不影响盆地、加冷河和芽笼河的海上交通，当局甚至不惜研究建造吊桥的可行性。
但这种不确定性足以让许多在这里的公司搁置其扩张计划，因为丹戎禺和市区之间的低位桥或连接线将阻止大型船舶进入加冷盆地。在传言之前，这里的几家船厂已经计划升级他们的码头，以适应高达2000载重吨的船舶。
1981年，薛尓思桥（Benjamin Sheares Bridge）建成，它是东海岸公园大道（ECP，East Coast Parkway）的一部分，连接丹戎禺和市区。丹戎禺曾经的狭窄地带在70年代通过填海造地得到极大的扩展，从而使东海岸公园大道得以建设。在原加冷机场跑道的位置，建造了一个新的国家体育场，并于1973年完工，使加冷成为新加坡的一个主要体育场所，后来在2007年重新拆建成新的体育城（Singapore Sport Hub），在2014年开幕。
其实导致惹兰百纳安克巴的修船业衰落的，并不是这座桥，也不是附近的重建项目。
在70年代末期，政府开始一项大规模的清河运动，包括新加坡河、加冷盆地和芽笼河，蓬勃发展了20多年的丹戎禺的木炭和木柴贸易公司以及游船修理厂，最先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产业对芽笼河造成严重污染，不得不被逐步淘汰和拆除。
船厂的租约于1983年中到期，一些公司将业务迁至位于双溪裕廊（裕廊河）旁的本茱鲁巷（Penjuru Lane）新址。其他人则选择停止经营，关闭业务。到了80年代中期，惹兰百纳安克巴的船厂街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刊登于第904期《优1周》，2023年4月1日出版
海葬新加坡
——印度圣雄甘地
红灯码头的纪念牌，述说着甘地与新加坡的一段历史渊源，也同时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伟大情操。
疫情期间到处溜达，无意中走进位于跑马埔巷（Race Course Lane）3号的印度圣雄甘地纪念馆（Mahatma Gandhi Memorial）。
纪念馆建于1953年4月24日，在2011年重新装修再开放。纪念馆内2座石碑，一是1950年6月18日印度总理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访问新加坡时为纪念馆奠定的基石，纪念馆在1953年竣工并在同年4月25日由时任英国驻东南亚事务专员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正式开幕。
纪念馆内还有很多关于甘地的书籍，以及剪报，并有与他为主题创作的纪念品，如雕塑、绘画等。据知我国的新加坡环球印度国际学校（Global In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也设有“圣雄甘地普世价值中心”（Mahatma Gandhi Centre for Universal Values, MGCUV）。
纪念馆由民间发起筹办
对全世界的印度人来说，甘地是和平的有力象征，也是民族文化的骄傲，他为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最底层穷困民众的基本权利，一直努力通过政治途径在1947年争取独立。 至今，他开创的非暴力抗争理念仍然在世界各地流行。
不幸的是，在1948年甘地被一个印度教狂热分子暗杀，他反对甘地对其他宗教的人，特别是回教徒做出让步。此后，世界各地都建立纪念甘地的纪念馆，提醒回教徒、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他们都属于一个兄弟会。
甘地纪念馆建设的全部费用都由新加坡印度社群筹集，推动建造纪念馆的著名印度人有V·帕基里萨米（V Pakirisamy）、拉贾巴利·朱马霍（Rajabali Jumabhoy）和P·戈文达萨米·比莱（P.Govindasamy Pillai）。帕基里萨米是1939–1941年新加坡印度协会的主席，也是宗教间组织的创始成员。朱马霍是印度协会和新加坡印度商会的创始成员。比莱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也是印度教社区的重要成员。此外，许多印度工人阶级的成员和非印度人也为纪念馆的建设做出贡献。
印度人发展协会（SINDA）在1993年之前一直将该建筑作为其办公室，此后，该建筑陷入了废弃和失修状态。2008年，印度人发展协会再租下该建筑作为其办公室，并在接下来的2年内对其进行了修复。2010年4月30日甘地纪念馆成为受保护建筑物。
参观甘地纪念馆之后，我看了一些甘地在新加坡海葬的照片，从而再联想到他在富丽敦港湾酒店（ The Fullerton Bay Hotel）的红灯码头建筑的纪念牌，纪念牌的设立是为了标记海葬的地点，从而让人缅怀伟人的伟大事迹。
部分骨灰运来新加坡
印度圣雄甘地崇尚各个宗教彼此尊重，因而没有宣称自己有特定的信仰，他曾宣称：“我是回教徒，是印度教徒，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
甘地生前提倡独立与和平，对社会人民带来启发，然而却不幸的在1948年遇刺身亡，过后其遗体被火化，骨灰送到印度与国外几个地方，包括南非与新加坡。
为什么我国会获得甘地的部分骨灰？据1948年2月18日《海峡时报》报道，一名在新加坡任职的印度政府官员约翰·迪威（John Thivy）代表本地印度族社群向甘地的儿子德夫达斯·甘地（Devadas Gandhi）请求把他父亲的一部分骨灰送来新加坡。
甘地当年骨灰来到本地举行海葬的过程庄严和隆重。1948年3月15日，甘地的骨灰由马来亚航空（Malayan Airways） 班机在晚上空运抵达加冷机场，迎接骨灰的仪式非常庄重，不同的宗教代表前往追悼祈福。
骨灰瓮后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摆放数日让民众瞻仰，新加坡当时还是英殖民地，也刚经历日本的统治，甘地骨灰的到来，或许也唤起人们心中的觉醒，想要自己当家，当时涌去悼念的人潮络绎不绝，来自各大种族，各个社会阶层。《海峡时报》也报道当时的英国新加坡总督富兰克林·金森爵士（Franklin Gimson）“低着头站在骨灰瓮前”。甘地的骨灰接着到吉隆坡和槟城，3月27日再返回新加坡，按照印度教习俗在当天撒入红灯码头一带海域。
仪式当天，载着骨灰瓮的花车在众人的随行下，从印度政府官员约翰·迪威位于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的办公室出发到红灯码头，“护送”仪式隆重且热闹，人龙足有3.2公里长，据知还有几百人租船出海见证骨灰撒入大海的仪式。
印度政府官员约翰·迪威从红灯码头乘坐小型的警用船只，向海中撒骨灰。他一开始撒骨灰，约20艘私人船只就“蜂拥而上”，乘客拿海水来喝，以示敬重。码头的岸边也格外热闹，来自各族群的数千人站在岸边低头表示敬意。新加坡当时还属英国殖民地，圣雄甘地提倡的独立运动相信也启发不少人。
70年后树立纪念牌
而纪念牌的设立，则一直要在70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
印度驻新加坡最高专员阿什拉夫（Jawed Ashraf）在2018年接受淡米尔报章《Tabla!》访问时说，当他得知甘地的骨灰曾送到新加坡撒入海里，觉得相当意外。他觉得应趁事件的70周年（也就是2018年）之际有个特别的纪念仪式，因为这也象征印度与新加坡的悠久关系。他于是联系富丽敦港湾酒店，对方也愿意配合设立纪念牌。
2018年6月2日，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 ）与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富丽敦海湾酒店为纪念牌揭幕。
这个纪念牌，述说着甘地与新加坡的一段历史渊源，也同时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伟大情操。这是甘地第一次到新加坡，也是最后一次，但我们永远记得他。
TEXT Glenn Low
资料来源：
1 《圣雄甘地骨灰部分撒本地 / 红灯码头设纪念牌》，《联合早报》，作者：胡洁梅，2018年6月2日。
注：原文刊登于第903期《优1周》，2023年3月25日出版。
神圣艺术品
— — 诺维娜教堂
诺维娜教堂现有的歌德式风格（Gothic）让人以为它至少有百年历史，其实那是从2014年到2017年年间重盖。
小时候搭104号巴士从罗弄泉住家去大坡姑姑家，总会经过汤申圣雅丰索堂（Church of St. Alphonsus，俗称诺维娜教堂 — Novena Church），当年乡居少机会外出，这座建筑物在我脑海留下深刻印象。
由双迈建筑设计公司（Swan & Maclaren）建造的老教堂至今有73年时光，但教会的历史气其实可以追溯至更久远的1935年。
赎世主会士抵新
1935年7月30日，由赎世主会士（Redemptorists）阿洛伊修斯·布兰南（Aloysius Brennan）神父带领的第一批6名赎世主会士抵达新加坡。他们在1935至1941年间，率先使用口语服务宣教，大大加强福传工作。
二战期间，日本佔领新加坡，除一名会士外，所有赎世主会士都被关押在樟宜监狱。战争结束，他们继续布道使命。
赎世主会士于1948年获得今日教堂所在汤申路300号一块地，翌年他们在一间小型社区教堂开始9日敬礼恭敬圣母活动。随着9日敬礼祈祷变得受欢迎，人群开始蜂拥而至，也就此建成诺维娜教堂。
教堂以于1732年创建赎世主会的创始人圣雅丰索（Alphonsus Liguori）的名字命名。圣雅丰索教堂后来被称为诺维娜教堂，因为Novena（诺维娜）在天主教中是连续9天的祈祷仪式，据知也可以是9小时，9周，9个月。Novena这个字来自拉丁文Novem，意思是9。于是，这座天主教堂就被叫做Novena Church，而周围一条街名Jalan Novena也因为诺维娜教堂而得名。
1950年，在新加坡第一任总主教 — — 法国的弥頟尔·奥尔索门迪（Michel Olçomendy）祈福下，教堂开始使用，并于1953年举行首次一年一度的诺维娜游行。
过去的教堂设计
诺维娜教堂现有的歌德式风格（Gothic）让人以为它至少有百年历史，其实那是从2014年到2017年年间重盖。
早期教堂还保留着，它的建筑设计采用折衷主义（eclectic-Modern style，借用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中的不同意象及特征，将这些不同的元素融合并演变出另一种新想法）的现代风格，利用古典元素，如沿外部走廊、入口和门廊的凹槽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源于古希腊，著名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即采用多立克柱式），在现代性和古典主义之间架起桥梁。
引人注目的三层弧形前台是设计焦点。利用三位一体的建筑语言，中间的主弧线因为一个圆形的彩色玻璃窗而受注目，它象征着“一体”，在其顶上有一个较小的十字架，沿着周边的一排小凹痕进一步创造视觉效果。
由于参加礼拜的人数越来越多，主厅容纳不下，于是在1950年代末在两侧增加宽大的有顶门廊，以容纳过多的人。
重建全新大教堂
现在看到的全新大型教堂为后来重建，它的设计充满欧陆风格，与原来的、保存完好的1950年代的建筑相连。当时的重建项目，除了这座设有2200个的教堂主建筑，还有附加设施如活动室、办公室、小剧场和托儿中心。
新教堂由于利用地势的关系，感觉建在山上，看起来巍峨，教堂前两侧有梯级拾级而上，感觉像登上天堂。
关于新教堂设计，CGN Architects建筑师Melvin Gamayot说，灵感来自圣经中关于所罗门王圣殿的经文 — — 国王建造了一座镶嵌着棕榈树雕刻图案的圣殿。受棕榈树启发，建筑师在主圣殿大厅的柱子上用石灰石的弧形部分进行包覆，以创造出棕榈树细干的外观，伸向天堂。圣堂外部用花岗岩包裹，内部用石灰岩。
其他看点包括18个彩色窗户玻璃，这些是来自米兰艺术家罗伯托·法索里（Roberto Fasoli）的杰作，位于教堂东端的巨大彩色玻璃板以赎罪圣母、至圣救主耶稣和圣约瑟夫等的完整肖像为创作主题；
两个很别致手持烛台的天使位于中殿两侧，据知是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仓库里发现，原有教堂的黄铜烛台已破损不堪，建筑师将其拆除，并在西班牙制作新的烛台；
还有一盏重达65公斤的新圣堂灯始终保持亮光，以显示和纪念基督的存在，这灯由教堂建筑师设计，再由西班牙的Taller de Arte Religioso Salmeron制作；
一套14个新的十字架站是用石膏手工雕刻，然后用玻璃纤维浇铸以延长其寿命，这些站台是在菲律宾宿务制作，花了一年半时间完成。
我虽然不是教徒，但每一次经过都会想进去再看一看，因为这座教堂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漂亮了。
Text / Glenn Low 刘汶錝
曾是霸级建筑
——黄金坊（Golden Mile Complex）
在新加坡建筑史上，它是个标志。当年，它在建筑界被认为是设计顶尖、而且少有的霸级建筑。
1996年，因为访问某明星，我终于有机会踏入”和合大厦“（Woh Hup Complex，也就是黄金坊 — Golden Mile Complex）的公寓单位，过去当车子从尼诰大道（Nicoll Highway）经过，这栋建筑物如梯田式的建筑风格深深吸引了我。
这座建筑物，与隔邻的黄金大厦（Golden Mile Tower）当年应该很风光，在70年代我国刚建国不久，这两栋摩天大楼平地盖起，俯瞰加冷河，而最远有东海岸的视野。
两栋建筑物物 — — 黄金坊和黄金大厦分别在1973和1974年盖成。黄金坊占地1.3公顷，是一座高16层的综合大厦，拥有411个店铺，226个办公室和68个住宅单位，共计超过700个单位。
粗犷主义建筑风格
当时这样摒弃传统建筑模式，以阶梯形、刚硬曲线的设计盖大楼，在本地是个壮举。这种设计称为粗犷建筑主义设计，粗犷主义（英语：Brutalism，也可以称Brutalist Architecture）是建筑流派的一种，可归入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当中，它主要流行于1953年到1967年之间，由功能主义发展而来。其建筑特色，是从“不修边幅”的钢筋混凝土（或其它材料）的毛糙、沉重、粗野感中寻求形式上的出路。
有人说，粗犷主义在新加坡的崛起象征我国独立后的“展望与抱负”。当时的建筑师捨弃那些浮华却不切实际的设计，以实用为主的精神推动许多新加坡的公共设施与都市更新工程。
50年岁月洗礼
虽然黄金坊的设计非常独特，但经过50年时间的洗礼，它难免“变老变旧”，原本公寓家家户户漂亮的阳台被锌板等物改建成室内一部分，从尼诰大道望去，奇丑无比，难怪有位官委议员曾经形容它是Vertical Slum（意即贫民窟）。
而后期光顾这里的人潮也变得复杂，外国劳工经常在这里聚集喝酒，酒醉后滋事打架。多起意外事件也让它的形象一再受损。1994年这里发生离奇命案，死婴塞化妆箱弃旅行社门口；1995年，这里因煤气筒爆炸发生火患，共3人受伤；
2004年，建筑物前方的尼诰大道塌陷、路陷。当时正在进行地铁环线工程的尼诰大道地铁工地，因地铁隧道临时支撑护墙坍塌，导致尼诰大道部分路面地陷，双程交通全面中断，地下工地结构的电缆断裂、煤气管煤气泄漏并造成爆炸巨响。地铁工地意外酿成3死3伤1失踪惨祸。这起意外也引起人们对黄金坊的安危担心，但在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建设局对土壤移动和建筑倾斜进行监测并宣布建筑安全后，这些担忧得以缓解。
各种各样的泰国美食小吃。摄于2022年10月23日（图片：SPH Media ）
受保留建筑物
黄金坊的业主从2018年开始一直争取要“集体出售”，可是这座建筑物却在2021年正式被列为“受保留建筑物”。
黄金坊当年由Design Partnership建筑事务所建造，设计师包括郑庆顺、林少伟（William Lim）和颜应运（Gan Eng Oon），郑庆顺在2020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黄金坊代表了新加坡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也就是我国独立的时期，如此极具历史意义的大厦被提议保留是一件好事。除了保留标志性建筑设计，他希望重新发展后，也要保留大厦最初的综合特色。
虽然不少业主担心变成“受保留建筑物”之后会影响一直在进行的“集体出售”计划。然而，担心似乎多余，在2022年5月计划成功。新的业主鹏瑞利集团拥有50%股权，信和集团和远东机构则各有25%。财团在声明中表示，将“小心地修复”目前的建筑，并保留别具一格的梯田轮廓。
怀念小泰国
黄金坊的店面必须在5月清空交给新业主，这里以后最令人怀念的应该是小泰国风情。
在黄金坊，全是泰国为主导的餐厅、超市、美发院、汇钱中心、日常用品、时令水果摊、零食店、时装店、KTV等等，大厦前面甚至安置四面佛，当然这里少不了很多的旅行社和长途旅游巴士公司。
走在黄金坊里头，就连空气中飘散的那股味道，都会让人误以为是置身在泰国。周末穿梭在这里的大部分是泰国人，他们约见老乡，在这里吃饭、闲话家常。在2007年新加坡对垒泰国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大批泰国人就聚集在这里，观看现场转播并表达对泰国队的支持。
黄金坊是何时变成”小泰国“我不清楚，不过有报道说“鹏泰超市” — Thai Supermarket的老板罗元森除了是黄金坊的最大业主，也是将黄金坊打造成“小泰国”的推手。源于80年代初期在工地为工人裁缝裤子而接触到泰国客工，他说早期这些客工都是通过陆路坐快车来新加坡，终点站就是黄金坊，因此黄金坊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
对我而言，这里是我很多喜爱烹饪的友人寻找泰国食材的地方，也是很多人要去马来西亚各大城市旅游的巴士起点和终点，我也曾在80年代工院毕业时，在这里搭过（也是唯一的一次）旅游巴士直奔北海（Butterworth），700公里的路程花了超过10个钟头。黄金坊4家长途快车公司将迁往麦波申大成地铁站附近的君超广场（Grantral Mall），4月1日起乘客将不再从黄金坊上车，业主表明巴士车票不会涨价。鹏泰超市以及几家餐馆也已敲定去处，5月初将在加冷的Aperia Mall继续营业。
Text ：Glenn Low 刘汶錝
注：刊登于第901期《优1周》，2023年3月11日出版。
青草，旧时代救命草
— — 台北青草街
时代不一样，早期婆婆妈妈热衷于天然青草，习惯到青草店抓药自己回家炖煮的景象已不复存在。走一趟台北的青草街，回忆过往。
对青草缺乏认识，走一趟台北龙山寺旁的“青草巷” （西昌街224巷），越发对青草好奇，也多一些了解。
青草，在我小时的记忆，就是街边叫卖的仙草水。仙草肯定是“灵丹妙药”，是仙人所赐，要不然叫“仙草”？但以后才知仙草只是众多青草的一种，它主要功效是助清凉去火、解热。
另一对青草的记忆，就是双虾标青草油，它已有超过50年的历史，它的成分有樟脑、薄荷油、大黄酊液等，具有镇痛止痒、消炎杀菌、消肿祛毒的功能。可用于疮疡疥癣、蚊虫叮咬、脚气、跌打损伤等症。乡居看大戏，戏台两侧就有这双虾标青草油的大广告，这产品由本地传统中药制造商大东亚私人有限公司生产制造，至今还买得到。据知这青草油是由经验丰富的中医师杨柳江先生，30年代从中国家乡南下新加坡，根据祖传秘方并结合其多年的临床经验研制而成。
时尚青草手冲吧台
在台北我走访一家以新颖手法经营传统青草茶生意的时尚青草手冲吧台 — — “老济安”（Healing Herbar），年轻“掌柜”是第3代的王柏谚。“老济安青草店”原名“济安青草店”，在民国61年（1972年）开业，民国70、80年是台湾青草店的产业高峰，当时因为生意实在太好，“济安青草店”便在民国76年（1987年）在店对面设立“济安”分店，原本的“济安青草店”便冠上“老”字，成为现在的“老济安青草店”。
当年“老济安青草店”内有着近千种青草药，王柏谚的父亲王荣贵必须记住店内所有青草的功能、气味、用途，小时候台北尚未开发完全时，他会跑到河边採青草，或是骑脚踏车到象山、新店一带採集客人急需的药草。店内近千种的青草，现今只剩300多种常被购买，但种类对于外行人来说还是很多。
2017年在台湾商业处的“店家改造计划”之下，王荣贵与儿子王柏谚齐心协力，打造时尚的青草手冲吧台，让传统文化与现代人再次紧密结合。
草药、生药、中药
在“老济安”，王柏谚告诉我青草和中药的不同，青草基本以保养为主，中医药草则为治疗作用。其实再细分，根据“汉方知识教室”的解说，可分成“草药、生药、中药”， 它们有完全不同的属性，虽完全不同但相当容易混淆。
我有兴趣的青草，其实就是“草药”，在青草店贩卖，它们大多为民间药，属于民间偏方、口耳相传。
而生药，它是记载于各国文献的植物药，用于中药也用于制造西药的成分。这些药的基原或是有效成分、药理，检验都有明确的研究基础。“生药”的认知即为天然药物，也就是利用自然界3大自然物（植物、动物、矿物）的整体或部分，将其经过简单的加工与合成以后作为医疗用途。
中药行使用的“中药”则包含单味（例如：当归为单独一方 ）和复方（历代固有成方，例如：四物汤里含有当归、川芎、熟地、芍药），还有包括地上植物、各种动物，稀有矿物等。中药在台湾则指历代“中国官方及诸家本草典籍”所记载的药材才为中药。草药材必经过炮制才能成为中药饮片使用。炮制的过程就是对中药材的加工过程，炮制的作用就是提高中草药原料的品质，符合下药使用的要求。
青草街是“救命街”
这次在台北和宜兰，都发现各有一条青草街。它们是旧时代的产物，现今仍存活。
宜兰青草街在宜兰市康乐路145巷，位于北馆市场内，以青草店集中地而闻名。首家店的经营始于1952年，之后越聚越多，是宜兰唯一“青草店”的集中地。现在巷内有4家青草店，不论鲜品或干货应有尽有，秤斤销售，部分也有卖小包装青草药包，可直接煮饮；还有相关连的中药行、种子店数家，因此小巷弄中充满着各种青草与药材的绿意与气味。
台北的青草街则位于龙山寺旁的一条小巷 — — 西昌街224巷，为全台湾最短、最窄的老巷，仅45公尺的巷子，鼎盛时期容纳了10多家青草店，是台湾最大的青草集散地。
青草街是自清代以来就有的古老市街之一，当时更被人称为“救命街”。早期医疗不发达，人们有病就会求神问佛索取药签，所以过去神庙中甚至可以开草药的偏方给信徒带去抓药服用，并喝青草熬成的汤汁来治病，寺庙旁边自然聚集贩卖青草药的摊贩。但在民国七十年间（80年代），药政单位以妨害医药条例之故，禁止药签供民众求取应用。
走访台北青草街
走进青草街，每家店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店内陈列着井然有序的干货药材，门口皆摆着生鲜青草或干枯枝叶，除了芦荟和仙人掌，我对这些青草没有认识，但有些名称却引人好奇，例如牛乳埔、鸭舌红、心脏草、见笑草头。
《台北万华青草巷民族植物学之初探》过去的田野访查针对青草街的万安、德安、安安、万安、德安等5家老店进行新鲜草药分类，共记录到28科41属43种维管束植物，其中菊科（Asteraceae）、大戟科（Euphorbiaceae）、豆科（Fabaceae）、鸭跖草科（Commelinaceae）类群之药草较常见，其中芦荟（Aloe vera var. chinensis)、左手香（Coleus amboinicus）、鱼腥草（Houttuynia cordata）出现次数最多。
在“老济安”，我了解到现在店里比较常冲泡的青草则有鱼腥草、白鹤灵芝、积雪草、金银花、蒲公英、忍冬、野茄树、金钱薄荷、紫苏、鸭舌癀、益母草、薄荷、甜菊、咸丰草等。王柏谚告诉我说，他店内有60%的青草来自云林、嘉义和台南，而另外的40%则从中国华南地区入口。
新鲜青草植物利用的部位包含根茎、根、茎、叶、花、果、种子、全株等。新鲜青草的使用方式主要有水煎、熬汤、榨汁生饮、浸酒、泡澡擦洗、
捣烂外敷、饮料茶包等等。新鲜青草植物的功效中以清热解毒功效出现次数最多，在使用方法出现饮料茶包的方式之前，则偏好购买新鲜药草自己熬煮。
时代不一样，早期婆婆妈妈热衷于天然青草，习惯到青草店抓药自己回家炖煮的景象已不复存在。或许也因为这样，当我走进青草街，不免好奇和充满惊喜。
注：刊登于第900期《优1周》，2023年3月3日出版。作者 / 摄影：GLENN LOW 刘汶錝